从“五十又六祀”到“永用享”：曾侯乙配鐘铭文的礼制叙事再研究
——31字铭文究竟记录了一件赠器事件，还是一场诸侯丧礼？
作者｜翁卫和
摘要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有铭镈鐘，是研究曾国、楚国以及战国早期礼乐制度的重要材料。通行释文一般作：“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现有研究通常以“楚王酓章”为核心，将铭文解释为楚惠王熊章在位第五十六年为曾侯乙制作或赐予宗彝的纪事铭文。
本文尝试提出另一条解释路径：暂不以既有断句和人物认定作为全部前提，而把铭文中的“王”“祀”“返”“配”“鐘”“宗彝”“奠”“享”等概念重新放回先秦诸侯丧礼、宗法关系与礼乐制度中进行整体观察。本文提出一个待验证的研究假说：这31字铭文或许不仅记录“谁给曾侯乙一件鐘”，而可能保存了曾侯乙薨后，由王命介入、配祭与赐乐相结合、奠礼在封国落实、亡者最终进入宗庙祭享体系的一段礼制叙事。其结构可以概括为：
纪祀 → 返归 → 王命 → 配鐘 → 宗彝 → 奠礼 → 永享。
本文同时强调，这一解释与目前主流释读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涉及“楚”“配”“西阳（南、夏）”“奠”“持（有、佑）”等字的释读，仍须依靠原铭拓本、同期金文和先秦礼书逐字验证，不能以礼制推演代替文字学证明。
关键词： 曾侯乙；配鐘；五十又六祀；西阳；宗彝；奠；用享；诸侯丧礼；周礼；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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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31个字要同时出现“祀、宗、奠、享”？
曾侯乙墓编钟共65件，其中这件镈鐘具有特殊性质。湖北官方资料以及相关研究均指出，它并非原来整套曾侯乙编钟中的普通成员；鐘上留有纪事铭文。
目前常见的通行释文为：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按照这一解释，作器者“楚王酓章”即楚惠王熊章，“五十又六祀”被解释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
这一解释形成了一条相当清楚的传统叙事：
楚王纪年 → 楚王返自西阳 → 为曾侯乙作器 → 器物置于西阳 → 永久使用祭享。
然而，当我重新观察铭文时，注意到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如果这只是一篇普通的赠器铭文，为什么短短31字之内，会连续出现“祀”“宗彝”“奠”“享”这样一组具有强烈礼制意味的词？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追问：
“谁送了这口鐘？”
现在是否还应该增加另外一个问题：
“这31个字究竟在记录什么礼仪事件？”
这构成本文重新研究曾侯乙配鐘铭文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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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不要把31个字拆成31个孤立的问题
过去研究这篇铭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古文字学：
识字、释字、断句、确定人名、寻找地名，然后结合纪年建立年代。
这一方法当然不可缺少。
但本文希望增加第二条路径：
文字关系 + 礼制关系 + 考古情境。
也就是说，一个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不仅观察它“像什么字”，还应该考察：
它与前后文字形成什么语义关系？
它在先秦礼制中承担什么功能？
最后出土的实物又处在什么考古环境？
因此，我尝试把31字铭文看成一条连续的事件链，而不是若干彼此分离的词语。
其基本结构可以暂时表示为：
五十又六祀
↓
返
↓
王
↓
配鐘
↓
曾侯乙宗彝
↓
奠
↓
西阳（南、夏）
↓
永用享
如果这条关系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可能不是一句简单的“赠器说明书”，而是一段具有起点、过程和终点的礼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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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环：“五十又六祀”——为什么用“祀”？
首先值得重新注意的是：
祀。
铭文没有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年”，而使用“祀”。
当然，“祀”在古文字材料中具有纪年用法，因此不能因为出现“祀”字，就直接证明铭文描述的是一场祭祀活动。
但它至少提醒我们：
这篇铭文的时间表达本身处于古代祭祀—纪历语言体系之中。
传统解释将“王五十又六祀”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
我的新释则希望把问题暂时重新打开：
这个“王”，究竟应该怎样确定？
“五十又六祀”记录的是一个诸侯王个人在位纪年，还是可能存在另一种王统、宗庙纪祀的解释？
这不能靠推测解决，而必须寻找同期金文中“王××祀”的稳定辞例进行比较。
因此，“五十又六祀”应当成为整套新释中首先接受检验的一环，而不是预先设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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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环：“返”——为什么不是普通的“归”？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字是：
返。
“返”意味着从某处返回。
如果铭文涉及死亡之后的礼仪，“返”是否还可能包含“返归”这一礼制或观念意义，就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里必须特别谨慎：
不能仅凭一个“返”字，就证明“返祖归宗”。
但如果它与后面的：
宗彝——奠——享
共同出现，那么“返”的意义便不能完全脱离整篇铭文的礼仪结构进行判断。
因此，我提出的不是：
“返一定等于返祖归宗。”
而是：
当“返”与宗、奠、享共同组成连续语境时，应当检验它是否超出了普通地理移动的意义。
这就是“字义”与“语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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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环：“王配鐘”——可能是整篇新释的转折点
这是我的新释中最关键、同时也最需要古文字学验证的一环。
传统释读把相关字形组合解释为：
“楚王酓章……”
本文则提出另外一种观察方向：
“王配鐘……”
如果这个字确实能够释作“配”，那么整篇铭文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
“配”便不再是人名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而可能进入祭祀制度。
于是：
王——配——鐘
三个要素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礼制关系。
我的研究假说是：
配，可能对应祭；鐘，则对应乐。
即：
祭 + 乐。
这恰恰是古代礼乐制度中可以进一步检验的组合。
但这里必须明确划定论证边界：
目前主流古文字研究仍将该处解释为“楚王酓章”；因此，“王配鐘”不能直接作为已经证明的释文，而应作为本文需要通过字形谱系、同器铭文和楚系金文进行检验的核心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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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曾侯乙宗彝”：为什么不是普通的“器”？
接下来的一句话尤其重要：
“作曾侯乙宗彝。”
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曾侯乙”和“宗彝”之间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
“宗彝”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礼制属性的普通器物概念。
“宗”，天然把我们带入宗族、宗庙和祖先祭祀的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内部对于这个“乍（作）”本身也并非完全没有不同意见。有研究甚至提出应把“乍”读为“胙”，理解为“赏赐”，从而将这句话解释为上位者赐予曾侯乙宗庙祭器。
这一异说反而说明：
这篇31字铭文的关键字并非全部不存在重新讨论的空间。
我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简单把“作”改成另一个字。
而是追问：
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强调“曾侯乙宗彝”？
如果只是外交礼物，说“赐鐘”已经能够表达。
而“宗彝”则进一步限定了这件鐘进入的制度空间：
宗。
于是铭文叙事开始从“器物”进入“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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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奠之于西阳（南、夏）”：地点背后还有没有礼制？
这是整个新释的第四个关键环节。
目前通行解释把“西阳”视作地名。董珊等研究者也曾结合曾国历史地理讨论“西阳”可能的位置。
但我的研究提出：
“奠之于西阳”不能只研究“西阳在哪里”，还必须研究“奠是什么”。
如果“奠”属于丧礼语境，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变成：
谁在奠？
为谁而奠？
凭什么身份奠？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必须正面面对的最新反证。
湖北方面2026年公布的曾国考古研究明确提出，“奠之于西阳”的“奠”未必解释为“祭奠”，而可以依据《诗经》等材料理解为“存放”；据此，他们认为这套鐘是作器后用于宗庙，而不是专门为下葬制作。
这一意见对本文非常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
“奠＝丧礼”不能作为未经证明的前提，而必须成为本文需要解决的核心争点。
这实际上让问题更加清晰了：
如果“奠＝置放”，赠器解释更容易成立；
如果能够证明这里的“奠”具有丧奠性质，那么“诸侯丧礼说”的证据强度将明显提高。
因此未来研究必须系统统计同期金文及《仪礼》《礼记》《诗经》中“奠＋之＋于＋地点/对象”一类句式，而不能只根据现代“祭奠”的词义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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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诸侯薨：王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进一步按照本文的礼制假说推演，那么曾侯乙死亡之后的问题便成为：
诸侯薨，谁代表最高礼制秩序？
这里需要把“王主持”理解得更加准确。
所谓王主持，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诸侯死亡，周王本人都必须亲自赶到诸侯国主持葬礼。
本文所谓“王”，首先指：
最高礼制授权主体。
实际执行完全可能存在：
王命 → 遣大夫／使者 → 至诸侯国执行。
因此，如果铭文中的“配”“鐘”“奠”确实可以组成一条礼制关系，那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历史场景：
曾侯乙薨
→ 王获知诸侯之丧
→ 王命介入
→ 配祭
→ 赐鐘
→ 王亲临或遣代表至曾国
→ 行相应礼仪
→ 宗彝进入曾侯乙的宗庙—祖先体系。
需要强调：这是根据本文新释建立的历史模型，而不是已经由现有考古材料直接证明的事件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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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后一句：“其永持（有、佑）用享”——究竟是谁在“享”？
现在终于来到整篇铭文的最后一句：
“其永持用享。”
我认为，这是整篇铭文最容易被忽略，却可能最值得重新研究的一句话。
过去我们不断追问：
谁作鐘？
但如果换一个方向：
谁在“享”？
问题就发生了变化。
前面已经明确出现：
曾侯乙宗彝。
随后：
奠之于西阳。
最后：
其永持用享。
从语篇关系来看，“其”是否可能继续指向曾侯乙，是一个值得专门进行语法和金文辞例检验的问题。
如果答案成立，那么：
“享”的对象核心就是曾侯乙。
也就是说：
这件鐘不是只有“谁赠送”的问题，
还有：
“最终为谁服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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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重要的考古证据：鐘最终真的在曾侯乙墓中
这时候，实物证据进入讨论。
这件镈鐘最终出土于：
曾侯乙墓。
而且它被纳入庞大的曾侯乙编钟系统。官方资料明确指出，整套编钟共65件，而这件镈鐘具有特殊来源。
于是出现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对应：
铭文：曾侯乙宗彝
铭文：用享
考古：鐘在曾侯乙墓
三者能否组成证据链？
我认为：
至少值得提出这一问题。
但这里同样不能倒因为果。
鐘随葬并不能自动证明“用享”的语法主语就是曾侯乙，因为生前使用过的礼器同样可能死后随葬；湖北最新研究也正是据“奠＝存放”认为这套鐘可能原先用于宗庙，后来才进入墓葬。
因此，真正严谨的论证应当是：
“鐘在墓中”不是单独的证明，而是检验“曾侯乙—宗彝—奠—享”关系的一项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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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把31字重新串起来：它突然出现了完整的事件结构
现在，把前面的几个环节重新排列：
第一阶段：纪祀
五十又六祀
确定事件的时间坐标。
↓
第二阶段：返归
返自……
记录某种返回行为，其性质有待重新辨析。
↓
第三阶段：王命与礼乐
王——配——鐘
如果新释成立，则可能出现王命、配祭与礼乐的结合。
↓
第四阶段：宗法落实
曾侯乙宗彝
器物进入曾侯乙的宗庙—宗法语境。
↓
第五阶段：奠
奠之于西阳（南、夏）
如果“奠”具有丧礼含义，则可能是诸侯丧礼的实际落实；如果是“安置”，则需要重新解释它与前后礼制词汇的关系。
↓
第六阶段：永享
其永持（有、佑）用享
曾侯乙与宗彝进入持续祭享关系。
于是整篇铭文第一次可以被尝试还原成一条完整的制度链：
纪祀 → 返归 → 王命 → 配祭 → 赐乐 → 奠礼 → 入宗 → 永享
而如果从人的生命状态观察，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
生者 → 薨逝 → 丧礼 → 入宗 → 祖先 → 永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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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赠器说与诸侯丧礼说，并不一定只能二选一
这里实际上出现了本文最重要的认识。
文章标题提出：
它究竟是一件赠器事件，还是一场完整的诸侯丧礼？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许不必简单地把两者处理成绝对对立。
因为：
“赠器”可能恰恰就是“丧礼”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即使未来古文字研究最终仍然证明：
“楚王酓章”就是楚惠王熊章，
也不能因此自动结束问题。
因为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
为什么赠鐘？
为什么称“宗彝”？
为什么出现“奠”？
为什么最后是“用享”？
所以，比“谁送鐘”更深一层的问题是：
这次赠鐘发生在什么制度场景中？
这正是本文希望把讨论推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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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1字铭文可能记录的不是一件物，而是一个“礼制过程”
如果只从器物史观察：
这是楚王赠给曾侯乙的一件鐘。
如果从政治史观察：
这是曾、楚关系的证据。
如果从音乐史观察：
它是曾侯乙编钟体系的重要组成。
但是如果从礼制史重新观察，它还有可能保存另外一层信息：
一位诸侯死亡之后，如何通过礼、乐、宗、奠、享完成身份转换。
这时候，鐘就不再只是青铜器。
鐘是“乐”。
宗彝是“宗”。
奠是“礼”。
享是“祖先祭祀”。
而“王”则把这些环节连接到了更高一级的政治—宗法秩序。
这可能正是这31个字最值得重新认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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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文真正提出的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假说
因此，本文并不主张仅凭31字就宣布传统释读错误。
相反，我认为新的解释必须接受至少四组证据的检验：
1. 文字证据：重新核验“姬/唯/惟”“楚/配”“章/鐘”“阳/南/夏”“持/有/佑”等关键字的原始字形以及同期异体字谱系；
2. 辞例证据：建立同期青铜器铭文中的“祀”“返”“宗彝”“奠”“用享”辞例库；
3. 礼制证据：把《仪礼》《礼记》《周礼》《左传》等文献中的诸侯薨丧、吊丧、赠赙、奠祭、宗庙祭享制度逐项对应；
4. 考古证据：重新考察这件镈鐘在曾侯乙墓中的具体位置、与原有编钟组合的关系，以及它是否存在生前使用痕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本身已经存在不同解释：“乍”有人提出读作“胙（赐）”；“奠”最新研究又提出可理解为“存放”。
这说明真正有价值的下一步，并不是把一种解释替换成另一种“一锤定音”。
而是：
建立可以逐项验证、也允许被反证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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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从“五十又六祀”到“永用享”，重新看见一场礼
曾侯乙配鐘铭文只有31字。
但是短短31字，却连续出现：
王、祀、鐘、宗、奠、享。
如果把这些字拆开，它们只是一个个古文字问题。
如果把它们重新连接起来，它们却可能呈现一条完整的礼制逻辑：
王以纪祀确定时间，
以王命介入诸侯之丧，
以“配”建立祭祀关系，
以鐘完成礼乐配置，
以宗彝确认宗法归属，
以奠完成礼仪落实，
最终以“用享”使亡者进入持续的祖先祭享体系。
于是，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
“它究竟是一件赠器事件，还是一场完整的诸侯丧礼？”
可以转化成一个更加值得研究的命题：
所谓“赠器”，是否只是我们看到的器物结果；而铭文真正记录的，则可能是一场围绕诸侯薨逝而展开的礼制过程？
这也正是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说：
曾侯乙配鐘31字铭文，可能不仅是一篇赠器铭文，更可能保存了诸侯丧礼与王命礼制的一段记录。
它的起点，是：
“五十又六祀”。
它的过程，是：
王、配、鐘、宗彝、奠。
而它真正的终点，则是：
“永用享”。
因为对于古人的宗法世界而言，
诸侯的死亡并不是礼的结束。
墓门关闭以后，人的生命结束了；
但是作为宗族祖先的另一种身份，
或许才刚刚开始。
鐘入墓，而礼未终。
由薨而奠，由奠入宗，由宗而享。
这可能就是这31个字留给我们的另一种历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