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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声音的方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到人：“幺婶，他在哪里？”
“别理他！成天游手好闲。”
“他叫陈远文。我们生产队养着他。”跟在我后面的社员说，“是我们大队最穷的一户人家。”
“知青！知青！”声音嘹亮。
幺婶大吼：“砍老壳的，到垭口去收高粱！”
我一边走一边寻声张望，突然脚踏空，这个社员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不能卖眼睛，这不是你们城里头的路。坎坎坡坡，不是闹着玩的。”
“怎么看不到人呢？”
“谁看他？野人一个。我们要从他家门前经过，就是这条路的当头。你去看嘛，老鼠窝窝。”
我们一行走在湿漉漉的田坎上：田里的裂缝，有的喝足了雨水，漾着浅浅的混浊水纹；有的只是解了一时之渴，还张着嘴，期待老天爷的恩泽。
“小张，这就是老鼠窝窝，敢不敢进去？”幺婶指着不堪的茅草房。
屋檐下，开着裂缝的土墙上面，垂帘着茅草顶，湿漉漉耷拉着，诉说着无奈——独一无二的破旧！其背后是光秃秃的陡坡，零零星星的竹子是它唯一的点缀；前面是层层梯田。
“墙怎么不筑高点呢？”
“进不进去？”
我拉着幺婶，说：“一起进去。”
我俩离开队伍，几步的距离就有一股恶臭味道从屋内散发出来。
“有没得人啰？”幺婶冲着屋内吼。
没有回应。我俩跨进室内，感到窒息，比我家的猪圈还糟糕。
“这是堂屋，右边是正屋，左边是侧屋。”
堂屋：没有窗户，全靠门口和篱笆墙的缝隙透进来的光；桌子、凳子就像是从渣滓堆捡来的，又脏又烂，全靠几根楠竹棒棒绑在它们的腿上；其它的就是乱七八糟说不清，道不明的杂物。
侧屋：是厨房，这里的苍蝇比堂屋多；土墙上面有个小窗口透着亮，下面是土柴灶，其台面黢黑，上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碗，像讨饭用的一样；台面上还嵌有一口大铁锅，里面装有黑不溜秋的水；地面是，玉米杆七倒八弯乱作一团，还混有湿露露的杂草。
“这些玉米杆都是生产队给他的。”幺婶很鄙视。
我仰面一看，简直是蜘蛛俱乐部，网网都是黑灰，连肥大的蜘蛛也是身披黑铠甲！
“哎呀！”我大叫一声，“你看，蚊子叮我！”
“晚上还要多。”
我俩到正屋，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没得人。这是陈远文的婆娘。”幺婶惊乍乍地说。
她盘腿自然而然地坐在光秃秃的床上——就是我们的那种绑床，陈旧而暗黄，说明有些年轮了，因为我们的绑床是深绿色；它比我们的要小些，只容纳得下五、六个人；积满灰尘的小窗户透着微光，看得出来她很漂亮。
她：圆圆的大眼无神，直直的鼻梁恰到好处，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瘦削的脸庞托出颧骨，反添了几分美色——活像林黛玉；一根粗黑的独长辫子，从头延伸到屁股蜷缩在床上，好像是一根蛇盘卷在屁股后面与她作伴似的；头顶的辫子根处别有一朵鲜艳的野花，一排整齐的刘海盖住了眉毛——唉，真是苦命的现代林黛玉！
她着装诡异，就像一块遮羞布似的。她面白无表情，有气无力地说：“婶子，坐。”
“板凳都没得，坐啥子哦？这是来的知青，路过，顺便来看看。”无论婶子说什么，她都木起，就像一尊林黛玉雕像。
我拍打着身上的蚊子：“你看，又被我打死了一个。”
“蚊子都晓得城里头的血好吃一些。”她示意我离开。
我俩出来，朝南边的岔路横过去。“怎么她不起来呢？”
“丢死人了，没穿裤裆。这两口子都懒，是出了名的懒！”
“知青、知青！”声音活跃，音量刺耳。
我们一眼就见坝子上的他：头顶一团乱草，还有花；腰间一圈乱草，隐隐约约有点内裤的影子露出来，其余部分就是古铜色的皮肤了——就像野人。
婶子拉了我一把：“别理他。快走！耽误久了，别人会有意见。”
“他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呢？”
“他是野人。他看得到你，你看不到他。”
“他怎么娶到那么漂亮的媳妇呢？”
“姻缘、姻缘，前世因，后世缘，今世红线一线连。”幺婶很肯定，“板命都板不脱。女人是菜籽命，撒到哪，就在哪。”
“知青、知青！”
我不理会，只管走路，不知不觉就到了窄坝子边，闻到一股饭香。
“我们就住这里。旁边是厨房。”我说。
“去看看。”她说，“正好顺路。”
小胡正在向灶口加煤炭，突然见我俩，吃惊不小：“你们是来看我偷嘴没得嗦，招呼都不打一个。”
“我们去垭口背高粱，过路顺便来看一下。”婶子说，“听说你们在这里几年了，我早就想来看一下，就是架不起事。”
“哪里有几年啰？才两年。”
“这么大的蒸笼，要些煤来烧。”婶子说。
她把灶口关上，拿起火钩：“灰来了哦。”
我俩悻悻地离开。走过白安小学，就看见垭口，她们正忙得起火。我俩赶紧过去，投入其中。
这个垭口是白云山的中部，也是它的阶梯坝，是五队最低最平坦处，下面是悬崖，也是三队、四队和五队的分界线。
从白安小学的背后连着的这个垭口下方是三队，呈斜坡状，层层梯田环绕，依次是二队，一队。
一队在坡底部，是大队最富的队，通常情况下，一个工分值五毛钱；坡度越往上就越穷，五队一个工分值九分钱；八队最穷，叫马老壳，是因山顶部的形状像马的老壳一样，而命名的。
我站在垭口俯瞰：有的田坎经不起昨夜暴雨的袭击而决堤，有的社员在筑堤，有的在拦坝，有的在茅屋顶上铺草，还有的跟我们一样，收割高粱。
我没有劳动用具，把她们割下来的高粱，装在背篼里。有的背篼装满了，她们背着高粱去晒坝。我拿起幺婶的镰刀割开了，一点不逊色。
“你们看，城里人一点不比我们差。”
我很高兴，装作没听见。因为母亲说过：要舍得干，少说话，跟社员打成一片，留个好印象，他们好推荐你出来（回城），千万不能得罪当官的。
幺婶辗转空背篼回来，装满后大声说：“这是第二趟，我收活路了。”
我跟在她后面。她“嘿咗、嘿咗”背着高粱走得快。
“你都回来了嗦。”小胡正在厨房背后锁门。
我很吃惊：“你住这里！怪不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是噻，拆了墙就是厨房。”她一脸的横肉，粗粗的身段，尾随在我俩的后面。
幺婶喘着气问：“饭煮好没有？”
“我都吃了一阵子了。十二点半都过了。”
“还是你们知青好，收工就端碗。我得赶紧回家烧柴火。”幺婶背着高粱“嘿咗、嘿咗”地离开了我俩。
“嘿！你们都回来了。”我说。
“神了，我转个步都回来了。”小胡吼一声，“吃饭了，知青！”
她们拿着碗一窝蜂出来。我也拿着瓷碗出来，到厨房一看，只有一罐饭和一小碗藤藤菜在灶台上，把它俩檊在碗里，回到茅屋，她们正吃得香。
“你们看，才半罐，越来越少了。”我说。
“最后一罐就是这样的，昨天也是。”她们说。
李永芳很惊奇：“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也很惊奇：“我是最早收工。跟幺婶一起。”
穆华英说：“可能我们是在山上，背了两趟高粱。听到陈远文在喊知青，但是一直没看到人。又隔了一阵，我正在装背篼，他突然钻出来了，吓了一大跳！他‘嘿嘿’地跳起脚跑了。简直跟野人一模一样。”
李永芳说：“对头。像个疯子一样，一直在喊‘知青’！就是看不到人。那些社员早就麻木了。他还晓得喊欺（吃）饭了‘知青’！全靠他喊这句话，我们就收工了。”
我说：“在垭口听不到他喊。”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说开了，都说阶级斗争复杂：二队的人说，队里有个“鸡奸犯”；四队的人说，有人偷保管室；三队的人说，有人偷鸡；一队的人说，有个女知青落户很遭劣，收工回去自己煮来吃......
午饭吃完了，肚子还是空唠唠的，都说小胡偷了饭，这么胖塞塞的。
李永芳说：“我们回来的时候，厨房门是锁起的，这么久了才出来。”
我说：“厨房背后就是她的寝室。”
她们都说：看到厨房背后的门就晓得是她住的地方，不敢去敲门。我们都在喊饿。
后来，我们给小胡提建议，罐罐的米要打均匀，免得一罐多一罐少。小胡却说：“水掺多，饭就多，米是一样多；有的喜欢吃硬的，有的喜欢吃耙的。没得哪个多吃少吃。你们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城里人，这点都想不通。”
我们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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