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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多来大抵是对生活少了一些戾气，所以出现了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干坐着十分钟没有落笔，因为没有什么想写的点子。
以前都是隔几天不碰键盘便要手痒，不过这也可能跟我的电脑不在我手边有关。前几日一位老友送我了一本书，说她在此书中受益甚笃，可我翻来看去，并没有找到如她所说的共鸣，只觉得是一本小清新的文字，但像水一样淡，戈壁滩的风一吹，便消散了，在记忆里留不住。其他书也看了几本，但看完实在没有产生什么非要诉诸笔端的想法，便也没必要硬写罢。
可能年级稍大之后，真的慢慢遗失了少年时期的敏感多情，对事物的感受愈发愚钝起来。也可能是学了经济的“遗毒”——崇尚理性，现在看待事物感受事物都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和“震惊体”背道而驰，也和细微而丰富的感受渐行渐远了。
但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相反我能察觉到我的三观缓慢而清晰地被理性思维塑造，我感到很高兴。第一是这种理性思维有绝佳的好处：教人自律，教人质疑，教人求证，教人反思，这种有纯粹数学之美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将人的生命带往数学的宏大与多变中去。第二是，我年级虽不算大，但也已离开学校几年，按教科书上的说法“初高中是青少年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我现在距这个“黄金时期”不多不少也快十年，这种时候还能感到三观的改变和塑造，说明我至少做到了“苟日新”，是一个可以拥抱变化的人。
不知是拥抱变化让我可以重新接纳理性思维，还是应用理性思维让我的开放度逐渐提高，这段逻辑互为因果，但都令人高兴。
豆瓣上有一个话题，叫“不遵循社会时钟的人生”，这个话题的发起者和讨论者大抵是非常认可存在“社会时钟”的那部分人。如果以拥抱改变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逻辑，其实什么时间上学、什么时间工作、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这些具体事件的发生时间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大家有没有默认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而与自己真正想要的相违背。
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对安意如的书非常着迷，也在晚上的自习课抱着余秋雨的书手不释卷。但这不影响我完全接受并很喜欢现在这个只喜欢“用证据说话”的自己。把“社会时钟”像抛弃“文理科生天生不同”这样片面一元的论调一样抛弃吧，这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