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米记
作者：李文金 湖南金荣集团董事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粮食还处于紧缺状态。农村人粮食不够吃，城里呷国家粮的人也不够吃，许多家庭都要偷偷到集市上去买些粮食来贴补，这样就形成了粮食“黑市”交易。
而在那个年代，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只能在粮站凭户口本或粮票定量供应，不允许私人在“黑市”上买卖。
中国农民长期被禁锢在自己乡村的土地上，不准外出挣钱，更不允许农民在地里种瓜果蔬菜到集市上去卖买。也限制每家每户只能养两三只鸡鸭，自家喂养的猪只能送食品站，由国家统一收购。生产队每天出工挣工分，每个工日只有一、二角钱。
农民没有经济来源，地里收割的粮食就是唯一可以换钱的物资，除了交公粮，农民只有冒险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做“黑市”买卖。
其实，农民的粮食自己也不够吃，很多家庭宁愿自己吃红薯、萝卜和南瓜，或一日只吃两餐。早餐红薯煮稀饭，中餐红薯丝蒸饭，晚餐一两只熟红薯充饥，也要从牙缝里挤出点米来，偷偷拿到“黑市”上去交易。换了点钱，给家里买油买盐，给孩子交学费，看病买药，扯布做衣服，或填补其它生活开支。
当时，国家粮站大米供应价是每斤一角三，而在“黑市”上可以卖到每斤二角六到三角钱，比粮站供应价要高出一倍以上。
我从小就在农村墟市上摸爬滚打，在城市集市上做小商小贩，哪里有生意做，我就往哪里跑。哪种货物能赚钱，我就贩买什么货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贩卖米虽然有风险，但赚钱多，我怦然心动，就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去做米生意。尽管被政府逮着，就要抓去站街示众、挨批斗、受处罚，我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深秋的夜晚，村子里不仅是静得出奇，更是黑得出奇，只听得见夜空中鸟儿扑棱、扑棱飞过时的翅膀声。风阴冷的嚎叫着，时不断传来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巴掌，既恐惧又惊悚。我心惊胆颤地踮脚站在隔壁科爷和开伢叽的纸糊窗户下，轻轻地敲打着窗棂，把他们俩个喊出来，躲在晒谷坪的禾垛下商议。我们准备一起到离家三百多里的攸县菜花坪大山冲里去收米，再把收来的米偷偷贩运到醴陵城边桎木嘴集市上去卖，这样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赚大钱。
我们窃窃私议，都很兴奋，约定要绝对保守秘密，对生产队干部就说是出去走亲戚。
深秋初冬，黎明微熹。铁河水面上升起一团团轻柔的雾霭，向河两岸漫延扩散，瞬间，田野就笼罩在一片白皑皑的浓雾之中，把乡村田野渲染得朦胧而又迷幻。河岸上寒风凛冽，北风潇潇，路边干枯的草尖上、田里的禾兜上结满银色的白霜。我们提心吊胆沿着河岸，在迷迷茫茫的晨雾中，偷偷摸摸溜出村庄。
当我们赶到泗汾火车站，天刚麻麻亮。站在寒风刺骨的露天月台上，我伸长脖子眺望铁轨的尽头，总盼着火车早一点进站。突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咣当、咣当地驶进站台，火车还未停稳，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车窗口钻进火车，车箱内暖烘烘的，拥挤而又嘈杂，也没有座位。没有钱只能搭偷车，我很精灵，鬼头鬼脑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一会儿溜进厕所，一会儿又趴在座椅底下，像老鼠躲猫猫一样千方百计逃避检票员查票。
乌黑的火车头拖着一溜浓浓的白烟，“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拉着十几节绿皮火车厢，蜿蜒穿行在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我做贼心虚，忐忑不安的心随着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呯、呯、呯”跳个不停。
火车开进攸县菜花坪火车站，我就迫不及待地随着人群挤下火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游走在城乡墟市上的小商小贩，每天都是在这种担惊受怕的恐怖中，历经人生的磨难，忍受生活的煎熬。
在深山里的火车站刚一下车，眼前就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抬头望不到顶。路上除了下车后渐渐走散的旅客，再也看不到人，真是高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我们急急忙忙就往山里赶，沿着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山路一直往前走，约摸走了二个多小时，就到了高山连绵的深山老林。隐隐约约远处的山坳上、大树底下，见到炊烟袅袅的几户农家，我试探走近屋场，一声狗叫，引来一片狗吠声，在寂静的山冲里回荡。
山里人住的都是土墙茅房，低矮又潮湿，冬天一刮风，屋里就是满堂风，寒气袭人。春天一下雨，屋顶就像米筛子，四处都漏雨。房间里几块木板搭的床，四周用竹杆支起一个架子，挂着一幅乌漆麻黑的苎麻蚊帐，上面盖着一块塑料布，以遮灰挡雨，家徒四壁，山里人过着极其简陋的原始生活。他们在山坡荒地里偷偷种些玉米苞谷、红薯高梁，用来代替主粮，节余一点大米，用来换点钱补贴家用。
山里人每家每户都生养有四、五个孩子，一家老小就有七、八口之多，生活过得很艰难。家里的粮食都是女人管着，她们背着家里的男人偷偷拿出来卖给米贩子。那是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她们要维持这个家，硬是从自己牙缝里挤出点米来换些油盐钱。农村的女人会勤俭持家，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每天从米缸里用升子舀米，都要舀一合（ge)子米放在另一个罈子里，积少成多，我们家就有一大罈米储存，以备饥荒。
我手里拿根打狗棍，敲着门，走进农家上门收米，跟农妇讨价还价，斤斤计较。
这时，农妇身后往往有几个衣衫薄褴、骨瘦如柴的小孩，蓬头垢面，流着浓鼻涕，两眼汪汪，趴在地上哭，追着女人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肚子饿，要吃饭，要饭吃。女人木讷呆滞的脸上充满无奈，表现是那么无动于衷，冷漠无情。
每当想起这在山里农家收米凄惨悲切的一幕幕，我的心就会像针扎一样的疼痛，倍受煎熬。是我这个米贩子“抢”走了孩子们口中的食粮，也许在这群苦难孩子心目中，我就是一个最可憎可恨的恶魔。
然而，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同是天下受难人，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又向谁倾诉苦衷？那年我只有十六岁，身高不够一米六，每天都是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历经生活的磨难，在我黝黑肌黄的脸颊上，小小年纪就有了几行褶皱。在我稚嫩的肩膀上，就已磨出两道厚茧。那时我年少老成，向往过好日子，一心只想多赚点钱，八十斤大米压在我弱小的肩膀上，颤颤抖抖，举步维艰。
为躲避路上关隘盘查，要等到天黑，才能挑着米下山。
在漆黑的夜里走山路，非常害怕，山风呼啸，远处山林时不时传来犲狼和野猪的嘶吼。我挑着米担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咬紧牙关，艰难跋涉。喘着粗气刚上完一个陡坳，又顺势下一个长坡。口渴了，停下来在小溪边捧一口山泉解渴。挑累了，放下米担坐在路边乱石堆上歇歇脚，缓缓气。就这样，一路上停停歇歇，走了三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达菜花坪火车站。
我们仍然不敢直接进站，护着米担躲在火车站对面的树林子里，蹲在地上，啃着从山里偷来的生红薯充饥。等到下午三点，火车一进站，我们就冲出树林子，挑着米奔向列车窗口，三人相互配合，像“铁道游击队”里的队员一样，一人飞身从窗口翻身爬上火车，另两人把米袋飞快地塞进车厢，你拉我扯地一起爬上火车，迅速把米袋藏在火车座位底下。藏好米袋后，担心被列车员发现，便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地在车厢过道上游来游去。
实际上，我们的行动早已被列车员发现，出于同情，他们从不说破，查到了只是要我们补票。我至今还感恩当年在湘东铁路醴茶线上值班的列车员。
从泗汾火车站下车，要等到天黑，我们才敢回家。
两天的长途跋山涉水，劳累奔波，到家后极度疲乏，肩痛腿酸，全身发麻。母亲舀来一桶热水，我提水在露天墙脚下，酣畅淋漓地洗一个热水澡，轻松舒畅了许多，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慰与兴奋涌上心头。我庆幸这趟生意大功告成，只待明天米一出手，就能赚大钱。
吃完晚饭，我把贩来的大米均匀地铺在潮湿的泥地上，用嘴喷上一瓢水，使大米“扯湿”回润增重，又去“米灰”，粒粒大米在我手里变得晶光透亮，惹人喜爱。
次日凌晨，趁着夜色挑着米担，我们又偷偷地溜出村庄，步行二十多里赶到醴陵城郊桎木嘴集市上，“黑市”交易一般都要在天亮前散场。集市上热闹非凡，黑压压地围着一大群人，买米的人早已在集市上等着米贩子送米过来。我气喘嘘嘘，刚放下米担，就围过一大群人，我喊价二角八，买米的人毫不讲价钱，就被抢个精光。
这趟贩米生意，我赚了十多块钱，激发了我做生意的热情，使我懂得做生意，就要敢于冒险，要吃得苦，霸得蛮，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因此在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发奋经商致富的金色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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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金先生的这篇文章，读得我泪眼婆娑！
我八岁那一年，学会了骑自行车，然后，就买了一个泡沫箱子，去贩卖冰棍！自行车是骑不上去的，只能踩三角。十二岁那一年，贩卖粮票。隐约记得，八分钱一斤粮票，卖掉一角一分。（没有粮票，不能买粮食，有人家粮票有余，有人家不够。）
十六岁那一年，做电影票黄牛。八毛的电影票，卖掉一块二。
同样的历史，同样的经历，为什么，为什么，李文金先生，总能够写出别人“心里有，而笔下无”的文章？
我尊敬李文金先生，他平静的海面下，流动着汹涌的爱和深情，这一切，将会焕发出新的巨大的力量！
这一篇文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部电影在回放着历史，一段全民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历史。
每一段场景，都如此逼真，如此具备画面感……
我不知道，这一篇文章，将会读哭多少人，将会唤醒多少人去想想幼年父母的苦捍卫着儿女的乐，唤醒多少人去看看来时的路！无泪未必真豪杰，根苦往往结甜瓜！恕者仁心懂苦难，佛手轻抚他人伤！
世事如烟，世事如篇，历历在目，历历眼前，难以自抑，泪水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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