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巷，这个听上去就有些吓人的地名，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所谓的“高墙”就是明代中叶以后专门用来关押犯罪宗室的地方，大致范围西至体育馆，东至东环路北端，南至环城北路，北至东华路。
据说高峰时期高墙内共有55处庶人居宅，各宅之间隔绝音讯，根本无法交通。当时凤阳守备太监掌管门禁钥匙，中都留守司则负责看管，双方互相牵制，严格杜绝高墙庶人越狱的一切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在凤阳高墙制度建立和完善之前，大明皇帝都会如何处置有罪宗室呢？这些人会关押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把他们集中到凤阳，又会对朝廷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呢？
《皇明祖训》的束缚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以后，鉴于历朝历代由于宗室相残，以至于国家或陷于内乱，或落入权臣之手，着手制定了一部《祖训录》，打算从理论上对后世子孙的行为准则做出具体规定。
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反复修改，凝聚了朱元璋全部心血的《皇明祖训》，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最终定稿。对于今后日后可能的宗室犯罪，朱元璋对后世皇帝做出了这样的要求：“凡亲王有过重者，遣皇亲、或内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内官召之至京，天子亲谕以所作之非。果有实迹，以在京诸皇亲及内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间，五见天子，然后发放。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
换句话说，对于宗室最重的处罚就是降为庶人，连刑都不能用，更不用说诛杀了。这无疑成为了套在历代大明皇帝头上的一个紧箍咒，比如宣德年间汉王造反，虽然文武大臣都力请将其处死，明宣宗朱瞻基还是搬出《祖训》予以了回绝。
洪武年间只有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有过两次被废为庶人的经历，朱元璋一次将他安置在老家凤阳，希望他能够一边种地一边反省。一次则将他安置在京师，至死都未予释放。不过朱元璋还是在朱守谦死后，封其子朱赞仪为靖江世子，算是保住了靖江王的爵位。
建文年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新上台的皇太孙暴力削藩，将五叔周王朱橚囚禁在云南，七叔齐王朱榑扣押在南京，十三叔代王朱桂圈禁于封国大同，十八叔岷王朱楩则流放于福建漳州。
朱棣靖难成功之后，自然要对大哥朱标的子孙做出报复。其中建文帝次子朱文圭被囚禁于凤阳广安宫，而其弟吴王朱允熥和衡王朱允熞虽然也被废为庶人，但他们究竟关押在哪里，史书中却并未详细说明。
永乐四年（1406年），齐王朱榑再次被废为庶人，朱棣也再一次将他拘禁在了南京。永乐十五年（1417年），太祖第十九子谷王朱橞以“顽狠凶悖，弃灭天伦，造为反逆”的罪名被废为庶人，随即被迁往直隶新安卫关押。
而在朱榑和朱橞死后，其家属都被送往北京，直到景泰年间才重新回到南京，并在此安家落户。谷庶人一家绝嗣之后，齐庶人一家倒子嗣昌盛，甚至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闹出杀人重罪，又被重新关进了凤阳高墙。“己丑，南京齐庶人长鑋、长鍭擅杀军人沈鳌。诏发鑋于高墙禁住，夺鍭食米半年。”
齐王府的字辈是“贤能长可庆”，朱长鑋是朱榑曾孙，和明英宗朱祁镇同辈，是明世宗朱厚熜的曾叔祖。算下来应该也已经一把年纪，居然还管不住自己，最终被送进高墙吃免费牢饭。
不过随着宗室人口的日渐繁多，朝廷也在积极探索处置有罪宗室的最佳方式，大致来说，有如下几种模式：
朱济熺模式
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第二代晋王朱济熺因为“谋为不轨”的罪名，连同世子朱美圭一起被废为庶人。
明代晋藩的始祖是太祖第三子晋恭王朱棡，伦序还在昔日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之上。自洪武年间开始，晋藩的实力便足可以与燕藩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太祖的所有成年皇孙之中，嗣封晋王朱济熺的年龄最大，威望最高，因此他一直都是四叔朱棣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晋藩毕竟实力强大，虽然废掉了朱济熺，但不能像齐王那样直接除国。因此朱棣一面让晋恭王第三子平阳王朱济熿进封晋王，一面把朱济熺父子打发去看守晋恭王坟园。新任晋王自然清楚他凭什么上位，所以对前任晋王的看管，一定会让皇帝感到满意。
有了这样一个成例，此后辽王府的远安王朱贵爕、巴东王朱贵煊，乃至辽王朱贵烚本人，都被打发去看守他们的父王：辽简王朱植坟园。
这个模式对于朝廷来说省时省力，把责任都丢给了各地亲王，绝对是皇帝们心中的上上之选。
朱尚炌模式
永乐十七年（1419年），秦藩安定王朱尚炌因为打算造反而被废为庶人。该如何处置他呢？也打发去看守其父秦愍王坟园？有所不妥。
朱济熺模式之所以能够实行，其背后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本府亲王予以支持。但是此时的秦王朱志堩年仅16岁，显然不具备其堂叔晋王朱济熿那样的手腕。而且朱济熺所谓的谋逆，是“莫须有”的罪名。朱尚炌的谋逆，可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团伙作案，怎么还能把他留在西安。
所以朱棣思考再三，给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往泗州守祖陵”。泗州祖陵是德祖、懿祖和熙祖的衣冠冢，洪武十九年（1386年）动工，永乐十一年（1413年）全部竣工。作为大明王朝三代先祖的陵寝，朝廷自然会派出重兵予以守卫。把安定王放到那里，再稳妥不过。
朱高煦模式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起兵造反，打算再来一次“奉天靖难”。当朝皇帝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很快就将其平定。
和此前造反未遂的谷王、安定王相比，汉王虽然只在封国乐安州坚守了一天，总也是有了实际行动，那么该如何处置他呢？由于《皇明祖训》的束缚，宣宗不能公然将其二叔处死，只能将他们废为庶人之后，再监禁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北京紫禁城西内。“丙申，高煦父子家属皆至京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上曰：‘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
汉王是首封亲王，没有先王坟园可以打发。同时他的能量太过巨大，放到祖陵的话，宣宗自己也不放心，只能留在身边。同样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周藩汝南王朱有爋和新安王朱有熺。这两个人，一个对大哥周王朱有墩出手暗害了几十次，另一个喜欢生食人脑，宣宗也不敢把他们留在周定王朱橚的坟园。
朱济熿模式
汉王之乱的另一个牺牲品就是晋王朱济熿。对于朱棣、朱瞻基这对祖孙来说，彻底解决晋藩问题，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所以趁着二叔造反，朱瞻基顺便收拾了堂叔朱济熿，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二人“自洪武中实相好”。
废掉朱济熿以后，朱瞻基既没有复立堂伯前晋王朱济熺，也没有让堂兄前晋世子朱美圭进封晋王，一直到他驾崩都没有再立一位晋王，史称“晋国绝封凡八年”。
换句话说，再让朱济熿去看管晋恭王坟园，已经不合适了。拉到北京来也不妥，自己给朱高煦和朱济熿创造见面的机会吗？泗州祖陵放一个郡王还行，亲王能量太大，也不合适。想来想去，只有放到老家凤阳才行。那边有中都留守司，兵力强大，不怕晋王闹事。“既罢济熿为庶人，遣中官送往凤阳守皇陵。”
凤阳高墙的雏形
明皇陵位于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是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所建。但是不论是祖陵也好，皇陵也罢，毕竟是先祖陵寝所在，一直让有罪宗室待在里面似乎有所不敬。因此安定王以及晋王的后代，此后陆续都返回了各自封国。
景泰二年（1451年）的时候，岷藩广通王朱徽煠和阳宗王朱徽焟，因为勾结苗民造反而被废为庶人。当时广通王的家僮蒙能一直在湖广境内领导苗民起义，朝廷不敢将二王留在其封国武冈州，于是将其押赴凤阳监禁。
景泰帝朱祁钰让守备凤阳太监雷春，以及中都留守司为二王修建住所，要求有“墙垣、房屋和门禁”。此后皇帝又让奉御来翟去凤阳收掌广通王住所的门禁锁钥，同时又命其提督留守司管军严加巡逻。想来朱徽煠颇具个人魅力，因为蒙能一直在坚持斗争，其部众甚至在景泰六年（1455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壬申朔，镇守湖广太监梁达奏：‘岷府庶人徽煠家僮蒙能以从徽煠谋反，窜伏苖蛮。今伪称蒙王，诈为妖书，纠集生苖三万余，攻隆里等处城。’兵部请移文湖广、贵州、广西总督兵等官相机抚捕，从之。”
到了天顺二年（1458年），户部向明英宗朱祁镇汇报朱徽煠现状之时，明确指出其男女“俱在墙内”。由此可见，鉴于广通王的特殊身份，朝廷在凤阳为其修建了隔绝外界讯息的密闭场所，而这应该就是凤阳高墙的雏形。
到了明宪宗成化朝，守备凤阳太监李棠向皇帝汇报朱标孙女的近况之时，是这样说的：“近卒于高墙内”。换句话说，高墙的概念，在成化朝彻底出现。
到了明孝宗弘治朝，随着罪宗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西高墙和中高墙这样的名词，可见其范围在逐步扩大。对于朝廷来说，以前之所以还有留京指标，是不放心将一些重要的有罪宗室放在外地。而现在之所以能够摒弃原先的模式，是因为守备森严的凤阳高墙，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有罪宗室们二次闹事。
所以正德九年（1514年）鲁藩归善王朱当沍被哄骗到高墙之后，因为冤屈和绝望而撞墙自杀。当然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晚明的时候，部分穷得吃不上饭的宗室竟然不惜故意犯罪，目的就是能进入高墙吃一口饱饭，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