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附近的路口，每晚有一个又矮又老的老太太推着小车在路灯下叫卖。我们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所以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见到她。
夏天那会儿，老太太卖煮玉米。每当有人从她身旁经过，她就会吆喝：“热玉米，玉米热哩！”不时会有些下班晚归的人光顾她的生意。
夏季最热的“桑拿天”，白天温度逼近四十度，晚上的气温也居高不下，闷热异常。老太太照例每晚出现在路口，每当路人经过，她依旧吆喝：“热玉米，玉米热哩！”本来就热得人难熬，再听到这叫卖声，路人都匆忙走过，避之唯恐不及。
天气渐凉，老太太卖起了薄荷糖。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留意她。
她约莫有七十多岁了，驼着背，面前的小推车上摆放着一小袋一小袋包装简陋的薄荷糖，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少见到她有生意。
有时候天气很不好，刮风或者下雨，老太太仍然身穿雨衣，出现在路口固定的位置。
每当这时，笑儒总是担心地问我们：“今天会有人买她的东西吗？”我和笑儒爹无法做答。
渐渐的，我们每次从那个路口经过总会隐隐有揪心的感觉。我们也拿钱给笑儒，让他买过老太太的糖，笑儒很乐意当一回老太太的顾客。
糖用一个小塑料袋装着，上面没有一个字，是标准的“三无产品”，样子象几十年前我们小时候吃过的糖，对现在的孩子实在没什么吸引力，所以一小包糖很久也没吃完。
冬天到了，晚上寒风凛冽，我们很少散步了，偶尔出去还会在路口见到她。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天气老太太最好还是别出来了。
可是不出门做生意歇在家里，就真的好吗？
我们也不知道。
笑儒读过汪曾祺写的散文《蚕豆》之后，文中的一段内容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次在闲聊中跟我提到。
大意是作者在北京工作单位附近总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挎着个木桶，哑着嗓子在胡同里叫卖“烂和蚕豆”。过了一段时间，老人不知得了什么病，头抬不起来了，却低着头依然卖蚕豆，只是不再吆喝了。又过了些日子，老人不见了，作者猜想老人可能死了。
笑儒跟我谈起这段的时候，一副心有戚戚焉的神情。
后来我找到那篇文章，发现这段描写在文中占很小的篇幅，只有七、八行文字，却能让笑儒一直念念不忘。
他甚至于有了更多的联想和担心：这样的老人，也许已经没有家人了，那么他死后，能不能被别人及时地发现呢……
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老人的内心一定很凄苦？
笑儒说：当然啦，难道不是吗？
我想了想，回答：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可是换一种角度去想——老人不肯坐以待毙，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去挣生活，这也是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表现方式吧？那样的话，他就未必觉得自己凄苦。
就象咱们看话剧《茶馆》，里面有个常四爷和松二爷。第一幕开始，当时还是清朝，作为旗人的他俩都是“铁杆庄稼”——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丰厚的俸禄，每天提笼架鸟泡茶馆，活得很滋润。
第二幕到了民国，“铁杆庄稼”倒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松二爷挨了饿，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而常四爷放下以前当贵族的架子，脱了长袍，一副劳动人民的短打扮，每天挑着担子卖青菜，说起话来依旧底气十足，用他自己的话讲：“自食其力，不含糊！”
第三幕就到了抗战胜利了……
笑儒说：在这一幕没有出现松二爷，他早被饿死了。
我说：是呀，常四爷也更老了，虽然已经没有力气挑担子了，但他依然提着小筐卖花生米，境况没有好起来，他却仍然乐观豁达。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面对惨淡的人生、艰难的处境，有的人选择沉沦；有的人却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拼命好好活下去，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斗志，在别人看来TA或许很可怜、很悲惨，可是TA却不会自怜。
就象我们总在路口遇见的那个卖薄荷糖的老太太，我们对她充满怜悯，可是，在那么寒冷的冬夜、那么恶劣的天气里，她还坚持出来做小生意，除了为生活所迫，我想：在那苍老又佝偻的身躯里，定然有着一股子不向命运低头的韧劲！
无论谁，只要有了这股子韧劲，都不再需要别人的可怜，而更应该获得人们的钦佩与尊敬！
作为我们——这些尚未衰老的中年人、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以及花季少年们，最应该去努力，让自己拥有这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