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我个人觉得，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文学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人类绝不会是因为文学这件事很糟糕、文学刺激、文学里边有我们现实生活中完全不能做到的，或者文学里有我们心里想而不敢做的，我们看文学才过瘾。我估计人类最后恐怕还是因为，阅读文学会使自己的休闲时光变得更丰富一些。
阅读文学可以和各式各样的人有所交流，甚至成为朋友，文学里的朋友可能比现实中的朋友更值得我们尊重。说到底，文学作品不仅写了现实中的人是怎样的，还写了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
这是在我快60岁的时候，重新回过头来反观我读过的作品，才突然悟到的。比如雨果、托尔斯泰、狄更斯，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给我们提出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那样的一个参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才明白写作的意义，我想这可能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还没有意识到的，也是我想分享给他们的。
㈡夕阳完全退出了院子。但是门口香樟树的树梢上还有一截黄翠翠的金色。风里，树叶摩挲出响亮的声音，一片片叶子把那光反射得没有次序，一副肆意挥霍的样子。一棵树比一个人活得骄傲得多，它甚至是飞扬跋扈的。生命的对比里，不是走的路多才看得更透，它最终取决于与大地的交融和互相的理解。而人，最终也会以这样的方式自我肯定，只是人间的弯路太多，又不好意思不去走走。
喜鹊的叫声带着水响亮的部分。把一个下午的静谧划出许多条印子，如一个孩子用绿色的彩笔在深蓝色的黑板上画出的短暂弧线。它用不着绚丽，足够你内心喜悦和信任就可以了。我们存在的幸福还来自我们自以为是的先入为主，好像人间先有了我们，然后才匹配花草树木。鸟语虫鸣是我们说不清楚的事情，因为说不清楚，所以歧义丛生，而我们在这些歧义里选取让自己心悦的含义，对错无关紧要。
这个时候就应该出去走走了。肯定是听到了一棵野草，一棵野梨树隐约的呼喊。它们的呼喊细腻、神秘，所以不会直接穿过人的耳朵。这个时候我总是对我生活的地方充满了感激，生活一定预先知道我喜欢什么，所以就把这些都安排在我身边，它们毫无保留地让我看到，把一些微小的喜悦都挂在枝头让我去采，它们丰盈、饱满而富足，根本不会担心我会漏掉一些，它们会一直在那里微光闪烁。
㈢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录像厅里看武侠电影中度过的。那些日后想来无比狗血的剧情，在当时却看得津津有味。假如今天再看这些东西，我一定会捧腹大笑，比如：大侠接最后一只镖一定是用嘴；如果出现了女侠，那么一定有一个更厉害的男侠暗中保护；倘若两个重要角色决斗，后拔剑的那位一定会赢。
关于最后一点，我后来发现西部牛仔电影也是这个套路。在尘土飞扬的酒馆门口，正反两角开始了决斗，这个时候，一定是坏蛋先拔出了枪，只听一声枪响，两人都屹立不动，酒馆里的人伸长了脖子，忽然，扑通一声坏人倒在了地上。
当男主角轻松地吹着枪口上的轻烟时，我开始考虑这么晚回家，如何找个理由免过老爸一顿打。而有些人则不一样，他们要问一个为什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就曾经安排一个模拟决斗，来测试这种电影里奇闻的合理性。玻尔的同事乔治·伽莫夫扮演了先出招的反角，在一系列模拟决斗中，后出招的玻尔每一次都赢了。这位物理学家的结论是：大脑对危险作出回应比执行一个有意的动机更快。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鲁·威尔士曼在2010年也研究了这个决斗问题，他想揭示大脑对危险作出回应的方式。他的团队在实验室组织了模拟的“枪战”，两人一组的志愿者在计算机前展开“决斗”。他们发现，后出手的志愿者平均花费的时间比前者短9％。威尔士曼推测，在立即回应至关重要而且值得担当错误风险的情况下，这种快速的、有点不太准确的反应系统可能帮助人类处置危险。“大脑拥有一个比基于决策系统快一点的反应系统是合情合理的。”威尔士曼说。
后出手制胜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商业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说，跟在别人后面采取行动有两种好处，一种是一旦看出别人的策略，你立即模仿，比如宝洁作为尿布行业的老大，当金佰利发明了可再贴尿布黏合带，宝洁立刻模仿保持了行业统治地位。
另一种是再等等，直到这个策略被证明成功或者失败再说。在商界，等得越久越有利，这是因为商界和体育比赛不同，这里的竞争者通常不会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结果是只有市场上的领头羊们对新生企业选择的航向同样充满信心时，他们才会跟随这些企业的步伐。
话说回来，当年那些编剧可没想这么多，不过他们这么编排其实也是一种后发制人的跟随策略——前面的狗血剧情也是这么编的，票房似乎还不错呢。
20世纪80年代电影中侠士们在大街上被人追杀，尽管有很多事要做，但他们知道，弄翻两旁的小摊是最重要的，因为前人也是这么干的。
㈣我的舅舅春节前走了。
舅舅是个典型的农民。他长相土气，有鲁迅那样直立的硬邦邦的头发，有《东成西就》中欧阳锋般的“香肠嘴”，还有个大肚子，进堂屋时，肚子总获得优先权。
长相很像闰土的他种地很烂。放眼望去，一大片田地里，稻粒最瘪的、棉花结桃最少的、芝麻最矮的，准是他的地。他更像“地下工作者”，他种的地瓜、花生、土豆，一扯一串，产量惊人。
舅舅家没什么规矩，是孩子们的天堂。他家的大门钥匙塞在一只破棉鞋里，棉鞋挂在外墙上。他家好吃的藏在堂屋电灯下悬挂的篮子里，那是为了防老鼠。知道这些秘密的人数不下一个生产队。春天，他家茅厕边的桃树盛开一树鲜花，美得快成风景区了。
他是孩子王，用棍捅牛耳朵，把鞭炮扔在牛粪上，让孩子们把身子卷成叠好的被子模样，从坡上滚下来。
他很会吹口哨，无论路边阔大的蓖麻叶，还是扁细的麦叶，他用手卷巴卷巴，就能吹出好听的声响。
他的逗在村子里出了名。他卖豇豆，为了卖相好，把短小的藏里头，长的捆外头。有人说他狡猾狡猾的，他反问：“人的短裤不是也穿在里头吗？”
其实，日子于他，并不都是蜜。他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他开拖拉机时出过车祸。他得过出血热，那是一种老鼠带来的传染病。他得过血吸虫病，那是因为他在水稻田里感染了寄生虫。他的胃大出血数次，使他险些丧命。
老婆得了风湿，他四处抓大蚂蚁去泡药。老婆不能碰冷水，他就每天挎一篮子衣服去河边，挤在一群婆娘中间洗衣服。后来，老婆脑中风，养猪、养兔、养鸡，以及种几亩地的活儿，全落在他身上。
这些苦难，最后都成了他讲笑话的素材。这就像他的老乡余秀华说的：“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为了盖房子娶儿媳妇，除了地里刨食，他得出去干活赚钱。
头脑活泛的舅舅开着他的农用车去山沟里贩苹果。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的他，不是拿物换钱，而是拿物换物，物再换物，最后换钱。比如，他运苹果给山顶的村民，从山顶换板栗等山货，到半山腰换木耳，再到平原换成大米、玉米，最后卖粮食。经他一折腾，他似乎总能比别人多收上三五斗。
那双握着掉了皮儿的方向盘的大手，就像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调节着一个小小山区里微小市场的平衡。
他待人就像他的堂屋一样敞亮。每年过年杀猪，他都把上好的猪屁股肉留给我们这些吃不到土猪肉的城里亲戚。他去城里卖菜，把最好的菜留给忙着上班的侄儿和侄女，次之卖掉，最差的进了他的肚子。
他的农用车“突突突”地工作了10多年，直到他离世的前一个月，被警察拦下，说车太老了，过不了年检，必须强制报废。
他心疼了好几晚。饱含着汗水的麦子并不像诗人说的“用心一咬，便流出了一地月光”。农民的日子哪有那么简单。
旧农用车被没收，贩不了苹果，他就和小姨去打零工——上门给煤气表喷漆、贴二维码。活儿很轻松，兄妹俩每天有说有笑地干活。有一天，他们吃完午饭，在马路边休息，舅舅突发心梗，喊浑身热，随即倒在妹妹怀里，不出10分钟就去了。
诗人说，农民的命和玉米籽的命一样，“经过秋风的墓穴，经过雪，经过春天的疼，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他终于停下来了。如今，他的新农用车就停在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装一个苹果。他花了8000元，赊账2000元。
桌上摆着他新做好的两副弹弓，两个孙子春节回来，一人一副，不打架。家里装上了新空调，等着给就要诞生的新生命供暖，新空调的线耷拉着，包装还没拆，插座还没装。
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他还没来得及教会老伴儿怎样去银行取钱、怎样给手机充值，11只灰兔子也等着他喂。
全村人来给他送行，宴席上，人们吃着舅舅种的菜，讲他的掌故，商量着抬棺材时，谁站前头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有一个村民说，舅舅走了，晒谷场上，连给他撑麻袋、装谷子的人都没有了。
整个家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大家围坐在火炉边烤火，炉子上坐着黑黢黢的水壶，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匹布那么长的话想说。
我和母亲赶回老家前，女儿塞给我一本绘本《獾的礼物》。绘本里，老獾死了，动物们聚在一起怀念獾。鼹鼠说，是獾教会他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他溜冰；狐狸说，獾教他系领带……最后一页上，鼹鼠跑到山坡上，轻轻地说：“獾，谢谢你。”
舅舅真是像极了这只老獾。死亡不过是穿过长长的隧道，最后觉得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不再需要身体了。可他留下了很多。
如今，舅舅安睡在一片泛青的农田里，用不了几个月，金黄的油菜花就会长得比一个大男孩还高，清明扫墓的人，得在花丛里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墓碑。这个归宿，对他这样的农民来说，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