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黄仁宇先生的这句“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颇有感慨。如果我们翻开毛姆那本著名的《月亮和六便士》，可以在最后一页看到这么一句话：魔鬼总是随心所欲地引用圣经。这倒不是要在善恶之间划一道鉴别标准，事实上回望过去有无数人要尝试着拟一道一劳永逸的判别标准，毫无例外都失败了。
更多时候我们的错误其实是滥用了道德的名义。正义感用错了场合，往往就会与初心相违背。《明朝那些事儿》里就提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元至正四年初，黄河泛滥。而朝廷上居然因为此事分为两派，有人主张修河堤，还有人主张不修。就事后看来，主张修的不一定是忠臣，而反对修堤又不一定就是奸臣。最后宰相脱脱极力主张修堤，而使此事成为压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脱脱算得上是一代名臣，为政清廉，能力出众，主张修堤也是出于好心。只是他忽略了国家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而使一项仁政演变成人为的灾难。
在这个例子里，硬要分辨忠奸善恶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其实是技术上出了问题：不能有效的防止贪腐。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某些朝代而言，作为官员本身俸禄低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底层官员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则难以存续，而朝廷一味要求的廉洁既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也不存在有效的监管机制，腐败成本低而清廉则意味着成为异类，难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人们内心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之间的差距，也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无意于在这个问题上深入讨论，也超出能力范围。仅就道德和技术的关系而言，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漫长的历史上，这两点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黄仁宇先生认为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历史问题的根源，是有事实依据的。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用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庞大的帝国维系在一起，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还是田间地头的农民老伯，大家都信奉着同一套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已经规定好了尊卑和秩序（所以谈论中国的哲学，是摆脱不了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的）。
而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则是官员们的拿手好戏。过于写意的儒家经典在遇到实际问题时难以避免的会引发争执，最终将纯粹的技术问题转换成道德上的相互攻讦，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在史书上留下美誉或者骂名。
这种现象哪怕在当下也屡见不鲜。多数人已经掌握个中精髓，在纠纷初见端倪之时就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不就实际问题分析是非，而是抓住个人道德问题痛心疾首大肆批判。血淋淋的结论是，道德在某些人心里从来都只是工具而已。
这也就是有人说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的原因。我们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都知道一个经典桥段，纪晓岚与和珅杯酒论贪官，被和珅说得哑口无言。实在是和珅说得在理，清官固然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但其特立独行也注定在政绩上无法作为，海瑞就是最鲜明的例子。而同时代的名将戚继光就为如何将贪腐作为权术做了最好的注解。黄仁宇先生评价他：“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将道德作为行政的手段，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无法解决琐屑的实际问题，最多只能防止坏事的发生和情况进一步恶化。而这对于古老的以农业为本的帝国来说已经足够了。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过去的政府以维稳作为施政指南，对解决日常纠纷几乎毫无兴趣。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政府公务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尽管白云苍狗王朝更迭，这一点却是历史长河里矗立不倒的信条石碑。
当道德作为执政工具已然成熟时，儒家思想的初衷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政府要求人们相信“性本善”的观点，为此所有人都要压抑自已内心的欲望，这样也就抹杀了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当某些地区出现特殊的利益时，当局首先考虑的不是扶持，而是尽一切可能扼杀之。一如清朝所采取的闭关政策，就是要扼杀海外贸易这一特殊经济利益，从而保持全国的均衡。所以很多人有疑问，乾隆大帝也算一代明君，为何坚持膝盖礼仪和闭关锁国？其实这跟他所采取的其他利国利民的政策一脉相承，以道德和礼仪立邦，就绝不能放弃礼仪。
话分两头，先谈谈性本善。事实上关于性本善恶的谈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升级为东西方文化的交锋。这种讨论就解决问题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黄仁宇先生提出了一种观点，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观念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避恶向善的趋向。性恶论承认人类有犯错误的倾向，儒家也认为自省精神很重要。这一点可以作为今后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不可兼容，例如大家都知道生物具有求生欲，而弗洛伊德提出了求死欲，并指出这两者是并存的，由此解释了许多心理问题（该观点在学术上接受程度不高）。
再说礼仪。古老文化里繁复的礼仪一直广为诟病。尽管在今人看来礼仪不过是儒家文化里繁文缛节的那一套，是士大夫阶级所谓的尊严和优越感，有些还带点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对于过去的朝廷而言，礼仪这一项怎么算都是朝政的大头，哪怕再开明的文人都不得不承认礼仪的重要性，它实际上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技术落后的年代，法制很多时候是个笑话。如何维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上文已经谈到，唯有利用仁义道德四书五经，如果说科举制是道德的普及班，那么礼仪就是将抽象的道德观念具象化的舞台。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每当发生日食时，皇帝要下罪己诏，向天下人公开检讨。事实上宋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明白了日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项传统并没有废除。目的是让天下人都明白，皇帝道德有亏都自有天惩，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道德的束缚。这种事例俯首皆是，干旱了皇帝要带朝臣祈雨，每年开春皇帝要举行亲耕，这些礼仪都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意味，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皇权就是在一次次磕头称颂中得到强化的，无所谓磕头之人是否诚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乾隆大帝看似开明圣君，却要在磕头问题上跟来使斤斤计较的根本原因。
地理上的辽阔和复杂逼着低效的政府只能以维稳为目的，将道德和技术混为一谈，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松散。历朝的革新也不过解决局部问题，无数能人志士在无奈和挣扎中彳亍前进。直到现代化的技术与落后的社会结构已无法相容，技术不再需要用道德的名义来解释和代替，于是天崩地裂，纷纷兮百年，全新的精确严密的社会组织从战火和鲜血里诞生。
还是让体制的归体制，道德的归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