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物理学上来讲，能量就是能量，无所谓正负。曾几何时，那些空洞的励志、违心的赞美，都被冠之以“正能量”。而但凡尊从内心，表达些真实的感受，调侃下自己，都被说成是“负能量”。其实，我们是社会的边缘，是“多余的人”，哪有什么能量?被无端扣上“负能量”的帽子，真是抬举我们了。
这年头，口头上的正能量大多，往往说一套做一套，没意思；心灵鸡汤也太多，那种肤浅的励志，让人觉得反胃。闲来无事，抑或夜不成寐之时，就想写几句消极低落的话，做曾经沧海状，做参透人生状，倚老卖老，聊以自慰，也给大家提供些“负能量”，免得太多昂扬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填满，把我们的神经扯断。
生活需要妥协。所谓融入，就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否则，就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成为尴尬的“第六个手指”。契诃夫1911年的剧作《三姐妹》，对此有冷静而深刻的描写——
《三姊妹》，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她们的父亲是一位死去的将军，她们哥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她们活着，没有理想，只有梦想，那就是去莫斯科。莫斯科是她们童年美好时光的证词，也是她们成年以后唯一的向往。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岁月流逝，她们依然坐在各自的椅子里，莫斯科依然存在于向往之中，而“去”的行为则始终作为一个象征，被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不断透支着。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座远离莫斯科的省城，也在那里结束。
《三姊妹》似乎是契诃夫内心深处的叙述，如同那部超凡脱俗的《草原》，沉着冷静，优美动人，而不是《一个官员的死》这类聪明之作。契诃夫的等待犹如不断延伸的道路，可是它的方向并不是远方，而是越来越深的内心。娥尔加在等待中慢慢老起来；衣丽娜的等待使自己失去了现实对她的爱——男爵，这位单相思的典型最终死于决斗；玛莎是三姊妹中唯一的已婚者，她似乎证实了这样的话：有婚姻就有外遇。玛莎突然爱上了中校，而中校只是她们向往中的莫斯科的一个阴影，被错误地投射到这座沉闷的省城，阳光移动以后，中校就被扔到了别处。
跟随将军的父亲来到这座城市的三姊妹和她们的哥哥安德列，在父亲死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与其掌握者——父亲，一起长眠于这座城市之中。安德列说：“因为我们的父亲，我和姐妹们才学会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衣丽娜还学会了意大利语。可是学这些真是不值得啊！”玛莎认为：“在这城市里会三国文字真是无用的奢侈品。甚至连奢侈品都说不上，而是像第六个手指头，是无用的附属品。”安德列不是“第六个手指”，他娶了一位不懂得美的女子为妻，当他的妻子与地方自治会主席波波夫私通后，他的默许使他成为了地方自治会的委员，安德列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这样一来，契诃夫就顺理成章地将这个悲剧人物转化成喜剧的角色。
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她们似乎是契诃夫的恋人，或者说是契诃夫的“向往中的莫斯科”。像其他的男人希望自己的恋人洁身自好一样，契诃夫内心深处的某些涌动的理想，创造了三姊妹的命运。他维护了她们的自尊，同时也维护了她们的奢侈和无用，最后使她们成为了“第六个手指”。于是，命中注定了她们在等待中不会改变自我，等待向前延伸着，她们的生活却是在后退，除了那些桦树依然美好，一切都在变得今不如昔。
这城市里的文化阶层是一支军队，只有军人可以和她们说一些能够领会的话，现在军队也要走了。衣丽娜站在舞台上，她烦躁不安，因为她突然忘记了意大利语里“窗户”的单词。岁月流逝，青春消退，当等待变得无边无际之后，三姊妹也在忍受着不断扩大的寂寞、悲哀和消沉。
“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活出这样的境界，不知需要多少的人生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