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错哪了？
--资治通鉴纪日勘误考
今年三月底，有个朋友问我，对干支纪日法有什么研究吗？这个兄弟是个学霸级别的大神，他的问题我不敢轻易作答，谨慎的回了句略知皮毛。他也不客气，开门见山问：“最近在读《资治通鉴》，发现行文中常有本月无此日的注释。特别是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纪日错误更是多到不忍猝读的地步。想问问素来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低级错误。”这番话说得我十分汗颜。《资治通鉴》我年少时就读过，当时为锻炼自己的古文水平，选了岳麓书院原文无注的四册版，我现在的古文底子有小半是那时打下的。记得当时读了三、四年时间，倒还真没注意过这点。看来学霸果然不同于我等凡夫俗子。我试着揣度原因，说：“是不是历法原因，毕竟干支纪日法要到汉初才完全定型。”朋友说不像，因为错误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而是随机散乱在文中，有时候这条纪日错了而下一条却没错，有时候十几年没错，突然有一条错了，也有连着三四条都错的。
于是，我翻出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治通鉴全译》（20册版），对照注释草草翻阅了几下。真是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纪日错误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第十六卷·汉纪八·汉景帝前七年记载“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注释中标注为“十一月辛酉朔，无己酉”。又如第一百零六卷·晋纪二十八·晋孝武皇帝太元十年记载“甲寅，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战于雀桑，又破之”，注释中标注为“正月己卯朔，无甲寅”。
一、错了些什么
我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梳理了半部《资治通鉴》（从周纪一到梁纪十一，合计155卷），时间跨度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前403）年至梁武帝大通四（532）年（合计935年）。在这近千年的长河中，共发现纪日错误337条（由于资治通鉴的篇幅太长，我翻的又快，估计会有遗漏）。
从错条涉及的内容看，这337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1. 不会错的错了
《资治通鉴》所记录的都是国之大事。在古人看来皇子出生、功臣封侯、出将拜相、兵戎祭祀都是国之大事。而这类的事件都会有史官或王公大臣的私人书吏如实记录下来。这类记录往往是不会错的，而在《资治通鉴》中这类不会错的偏偏就错了。如第五十四卷·汉纪四十六·汉桓帝延熹五年记载“冬，十月辛丑，以太常冯崐为车骑将军”，注释中标注为“十月庚戌朔，无辛丑”。又如第七十九卷·晋纪一·晋武帝泰始五年记载“已未，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其孙京宜随才署吏”，注释中标注为“二月壬戌朔，无己未”。凡此种种，共计209条，占了已知错条的62%。
2. 不该错的错了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对日食月蚀、地震火灾等异常天象都十分敏感。汉武帝时还一度有出现异常天象就杀或免三公，以应天象的陋习。记载这类天象历来都是史官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但是在错条中关于天象错误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如第六十一卷·汉纪五十三·汉献皇帝兴平元年记载“乙酉晦，日有食之”，注释中标注为“六月丙子朔，无乙酉”。又如第一百四十三卷·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记载“甲辰，夜，后宫火。时帝出未还，宫内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烧三十余间”，注释中标注为“八月戊辰朔，无甲辰”。凡属此类，共计33条，占了已知错条的10%。
3. 不敢错的错了
古人记史的核心是帝王的言行举止，所以《汉书·文艺志》曾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也就是说事关帝王的即位、驾崩、出巡、还都、大赦、改元都是认真记录，万万不敢弄错的。可是，资治通鉴中如这等足以掉脑袋的错误还是一抓一大把的。如第三十六卷·汉纪二十八·汉平皇帝元始五年记载“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注释中标注为“十二月辛酉朔，无丙午”。又如第一百零三卷·晋纪二十五·晋孝武帝宁康元年记载“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注释中标注为“正月己丑朔，无己卯”。凡此比类共计95条，占了已知错条的28%。
既然错的都是些不该错、不会错、不敢错的内容，那么也基本可以排除历法、记录等第一手材料错误的可能性了。只要不是系统性的错误，想要发现到底哪里错了还是有门路可寻的。
二、错在何处
想要核对史书的错误只有一条笨办法，就是用古籍来校对古籍。当年司马温公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辑录史料编缀而成的。不过，宋之前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用得只有二十四史及诸如《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之类的冷门史料。当然为了校对纪日、闰朔等天象历法信息，我还另外备了一本《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工具书。
337条错条逐条校对后，根据其出错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1. 笔误
司马温公虽然以治学严谨著称，但在长达十九年的编撰过程中，面对三百多万字的作品，说一点笔误都没有，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导致《资治通鉴》中纪日出现错误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笔误。如前面提到过的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正月大赦之误，对照《晋书·孝武帝纪》中关于宁康元年的记录就可以发现，原文为“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也就是说，在编撰誊抄这条记录时，误将正月己丑写成了己卯，从而导致了纪日错误。
又如第一百零七卷·晋纪二十九·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记载“夏四月，燕主垂自还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来自长子。庚子，垂为之大赦”，对照《十六国春秋·后燕录·慕容垂》的记载“垂自碻磝还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来自长子。庚辰，为之大赦”。同样是在誊抄时，误将庚辰写成了庚子，导致纪日错误。实际上四月庚辰是四月十五，本无错误。
在已知的错条中，属于笔误的共计61条，仅占总数的18%。由此可见温公的功力。
2. 摘误
《资治通鉴》是编撰史料而成的，特别是在对来源不同的史料按时间顺序编排时，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这些纰漏有两类：
1）删节编排误
《资治通鉴》编撰时会对原始史料进行重新编排、删减、扩充等二次加工。而删节扩充过程中，一个细小的疏忽也会导致纪日发生错误。
如《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中描述吴景帝孙休即位后与权臣大将军孙綝兄弟的斗争时，记载为“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曰 ：‘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 其以大将军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 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授）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亭侯。长水校尉张布辅导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董朝亲迎，封为乡侯 。’……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有所陈述，敬而不违，于是益恣。休恐其有变， 数加赏赐。……戊戌，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统烦多。 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 。’”而到了《资治通鉴》第七十七卷·魏纪九·高贵乡公甘露三年中，司马温公将“有所陈述，敬而不违，于是益恣”这十二字进行了扩充，“孙綝奉牛酒诣吴主，吴主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告吴主，吴主衔之，恐其有变，数加赏赐。戊戌，吴主诏曰……”同时，将“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两句删去。这番调整，在叙事的完整性和艺术性上自然比《三国志》的原文要高明许多，但却也误删了关键的十一月三字，导致十一月戊戌变成了不存在的十月戊戌，从而发生了纪日错误。
2）历法编排误
古代天文科技虽然发达，但远没有现代精确。不同朝代、不同人编撰的历法是不同的。在统一的王朝如秦汉、西晋时代，历法具有唯一，无论对错都不会造成混乱。但到了三国、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历法上的小差异就会对对史料记载产生严重的影响。
如第一百二十四卷·宋纪六·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记载“三月，庚申，魏主还宫。魏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击吐谷浑王慕利延于白兰，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远将军乙乌头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罕” ，注释中标注为“三月庚寅朔，无庚申；四月庚申朔，无庚戌”。咋一看，似乎这两条纪日错误是因为笔误或删节误造成的错误，但事实这却是刘宋和北魏不同历法造成的误会。
根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所记，宋元嘉二十二年即北魏太平真君六年。是年为闰年，但是宋置闰于五月，而北魏置闰于正月。故北魏的三月庚申实为宋之四月庚申（初一日），四月庚戌为宋五月庚戌（二十二日）。司马温公在编撰时，显然没有发现这个历法差异，在不加注释、不做调整的情况下，直接把魏书中的记载编入了宋书的时间线中，当然也就导致了纪日的错误。
在已考订的错条中，删节误和历法误导致的错误合计73条，占总数的22%。
3. 原误
所有史书的编撰都基于前人留下的史料。一部史书的好坏，往往取决于编撰者确定的体例、选材和考证。在这三方面《资治通鉴》无疑是古代史书中的典范。但受限于基础史料，《资治通鉴》还是因袭了大量原有史料的错误。
如友人最初询问我关于淝水之战后苻坚与慕容冲交战的一段，在第一百零六卷·晋纪二十八·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中这样记载，“春，正月，秦王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战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战于白渠，秦兵大败。西燕兵围秦王坚，殿中将军邓迈力战却之，坚乃得免。壬申，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入其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破之，斩首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乙亥，高盖引兵攻渭北诸垒，太子宏与战于成贰壁，大破之，斩首三万”。
这段记载源自《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的记载，“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坚朝飨群臣。时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饴妻子。慕容冲僭号称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坚与冲战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战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战于白渠，坚兵大败，遂为冲军所围。殿中上将军邓迈、左中郎将邓绥、尚书郎邓琼相谓曰:吾门世荷荣宠，先君建殊功于国家，不可不立忠效节，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难者，非丈夫也。于是与毛长乐等，蒙兽皮奋矛而击冲军，冲溃，坚乃得免，嘉其忠勇，并拜五校加三品将军，赐爵关内侯。壬午，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攻陷南门，入于南城。左军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辨等击破之，斩首千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乙亥，高盖引兵攻渭北诸垒，太子宏与战于成二壁，大破之，斩首三万级”。
两段文字虽略有出入，但显然是同出一源。太元十年的正月是己卯朔，所以整个正月没有甲寅、乙卯、甲子、壬申、乙亥诸日。可以说《十六国春秋》错了，而《资治通鉴》未发觉也跟着错了。
这种错误能不能避免呢？其实可以。在《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中还有如下记载，“三月癸未，坚与冲战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房城，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惧为冲所掩，乃击金以止，军引还。乙酉，益州刺史王广，以蜀人江阳太守李丕为益州刺史，守成都。己丑，广帅所部奔还陇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统，蜀人随之者三万余人”。这段文字《资治通鉴》编在二月事中，而二月己酉朔，也无癸未、乙酉、己丑诸日。
从整个事件过程看，如果正月双方交战正酣，而整个二月却不动刀兵，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通鉴认为《十六国春秋》三月的记载是错误的，因此将其修正到二月。但事实上整个事件应该反过来思考，正月长安发生了饥荒，人心浮动，而慕容冲趁机起兵。二月慕容冲进犯长安与前秦交战，双方战至三月。如果按这个思路从新编排一下，将仇班渠之战移到二月事，二月己酉朔为初一，甲寅为初六、乙卯为初七、甲子为十六日、壬申为二十四日、乙亥为二十七日。苻坚破慕容冲于城西仍在三月，癸未为三月初六，乙酉为初八，己丑为十二日。所有时间严丝合缝没有错漏，而且二月二十七（乙亥）苻宏击败西燕军斩首三万后，双方休整八日再战也完全合乎情理。在已考订的错条中，因原始史料错误导致纪日失误的共计175条，占总数的52%。
4. 待考
由于大量原始史料在流传过程中失传以及本人学识有限，仍有28各错条不知出自何典，无法校对。占了总数的8%。
当然如果下功夫，此类错误也不是完全无法考证。如第一百零二卷·晋纪二十四·晋海西公太和四年，记桓温北伐事。“夏，四月，庚戌，温帅步骑五万发姑孰。……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钜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虎生，宝之子也。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温又不从。”其中纪日错误的是六月辛丑至金乡，六月庚戌朔，无辛丑。
对照《晋书》的相关记载，《桓温传》“太和四年，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 《海西公纪》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帅众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 暐将慕容垂帅众距温，温击败之。”两处都未提到军次金乡的具体时间。假设辛丑不是笔误，而是摘误。那么四月到七月间辛丑日为五月辛丑（21日）或七月辛丑（23日）。因为七月辛卯（13日）桓温击败慕容垂时已渡过黄河，所以不可能在七月辛丑才抵达金乡。再有郗超在劝谏桓温时有“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的话语，古人按历法以四五六月为夏日，盛夏当在五月。且从姑孰到金乡相距五百多公里，按古代行军三十里的速度，抵达金乡也不过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因此当断恒温于五月辛丑至金乡。
不过这样的考证实在太费精力，且只有完整的大事件才可能依前后顺序进行推断。对一些飞鸿一瞥的孤言单句却是实难考证。本人才识精力毕竟有限，先草就此文向友人交了作业，待将来有闲有暇之时在逐一考订吧！
乙亥十月十九作于书如羽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