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宁可什么都不信，也比信了一句谎言要强。”说这话的人不过是在表现他有多么害怕成为一个傻瓜……这就如同一位将军告诫他的士兵们，即使永远不上战场也比冒受点小伤的风险强。但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既不能战胜敌人也无法征服自然了。我们犯的错误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可怕。在这个无论人们多么小心谨慎也一定会犯错误的世界里，与极度神经质比起来，些许轻松的心态似乎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利。

——威廉·詹姆斯，《信仰的意志》

科学家们常会问我，你们哲学家为什么要在哲学史的教学上花那么大的力气？化学家一般只掌握一些在我们读书时顺便积累下来的化学史基本知识，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似乎也不关心1950年之前在生物学领域里发生过什么。我的回答是：哲学史实际上是记录了一大堆非常有智慧的人犯下一大堆非常有诱惑力的错误的历史，如果你不了解它，就注定会再次犯下那些倒霉的错误。

因此我们要向学生教授哲学史，如果科学家们轻率地忽视哲学，那只能后果自负喽。没有哪种科学不包含哲学，只是有些科学家并不反思其中潜在的哲学假设。有时候，最聪明又最幸运的科学家很灵巧地躲开了陷阱，可能他们属于“天生的哲学家”，也可能他们确实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但他们只是稀有的例外。

有时，你只是不想冒险犯错儿，如果能获得一些具体、清楚、确定的东西，犯点错儿也无妨。犯错儿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当然，有些时候真的一点错儿也不能犯，去问问外科医生和飞行员就知道了。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有时候犯错儿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很多在竞争激烈的大学中读书的学生都以自己不犯一丁点儿错为荣，他们认为，或者被人诱导着认为，这就是自己能比其他同学走得更远的原因。我发现我常常需要鼓励他们培养犯错儿的习惯，因为犯错儿才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学生们有时会患上“写作障碍”，浪费时间绝望地在起跑线上徘徊。“脱口而出！”我敦促他们。这时他们才能在纸上写点儿什么。

哲学家是犯错儿的专家。这听上去像个拙劣的玩笑，但是当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专心地为定义好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我们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地找寻那些含混不清、极其错误的东西，甚至无法确定正确的问题，更不要说正确答案了。提出错误的问题会令接下来的全部研究产生误入歧途的风险。只要发现了上述情况，你就可以认定自己做的是哲学家的工作没错！哲学是那种需要你首先想清楚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继续研究的学科，每个哲学领域中的研究都是如此。有些人讨厌这种事。他们宁愿自己需要回答的是现成的问题，这些问题做工精良，洗净了、熨平了，就等着他们来回答。这些人可以去做物理学、数学、历史学或者生物学研究。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我们哲学家喜欢研究的就是那种必须先把它们厘清，然后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这个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不过，试试看吧，可能你会爱上它。

我自己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错误制造者。我犯过一些很棒的错儿，希望还能再犯更多。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你们犯“好”错儿，也就是那些能增进大家理解的错误。

人们总说：“先理论，后实践。”但犯错儿不只是学习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人们学习或者做出真正创新的唯一机会。必须先做一个学习的人，然后才能学到东西。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人们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真正学到东西：要么自己进步，要么接受进步者的安排和改造。生物的进化就是以大量残酷的试错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没有错误，即便尝试也将一无所得。

就像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的那样：“成功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人失败。”尝试可以是盲目的，也可以有着长远的考虑。对于已经拥有知识，但还没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你来说，可以冒一次险，冒一次有着长远考虑的险。你可以三思而后行，从而在一开始就被已知所引导。你不必瞎猜，不过也不要瞧不起“瞎猜”哟；在通过“瞎猜”产生的所有造物中，最奇妙的那个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