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怎样看待富人的财富——聊聊社会的公平性
从两则旧新闻开始的，一则是王健林随嘴的一句话，“定个小目标，先挣一个亿”。
当然，为了让大家了解王健林多么有钱，不妨这样打一个比方：对他来讲，买一架波音767飞机相当于一个BAT三家公司里的总监买一辆普通汽车，或者一个富士康的普通工人买一辆山地自行车那么容易。
另一个事件是当时清华一个教授被骗走了1700万，很多舆论居然不是同情她，谴责诈骗犯或者批评间接帮助诈骗的电信，而是质疑她这样一个在人们看来清贫的教授，如何能有这么多钱。
王健林的钱，每一笔是怎么挣的，基本上有账可查，因此，大家即便嫉妒，也说不出什么。当然如果他像宗庆后或者鲁冠球那样低调，大家更是不会嫉妒他。
至于大学教授的正常收入是否能有1700万之巨，这一点只能说一般的老百姓不了解中国好大学、好专业里教授的收入，他们其实从来就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穷，如果在公司里再兼个职，收入是相当高的，如果早几年在清华周边买一套房，有上千万的资产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即便他们的收入来得合法合理，很多人还是愤愤不平，因为无论是一个亿，还是1700万，对他们来讲都是天文数字。要知道就算从清华本科毕业，到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工作，一年年薪30万元，七扣八扣加上花销，一年未必能存下10万，攒1700万，要好几辈子的时间呢！
因此，2%和98%的鸿沟其实已经在形成了。一个教授很可能就是技术革命的受益者。而即便是教师，北大人均科研经费只有清华的1/4，北航的1/6，因为大部分文科学科，并不受益于今天的科技发展。
而在中国做房地产的，虽然是低科技，却是得益于城市化的大浪潮，发家致富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今天中国社会从收入差距的结果看已经不公平了，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对于这个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一些读者的收入相对低一些，他们愤愤不平地说要“征税”——这是打土豪的想法。这种思想要得要不得，要看它有没有效果。且不说这种做法富人未必答应，就算答应了，把富人的钱拿出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分给了穷人，如果穷人没有发展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依然是没有前途的，是灰暗的。
美联社一张占领华尔街的照片，里面的抗议者一个个吃得很健康，身体倍儿棒，但是他们要抗议，因为他们没有了机会，而且可以预见将来更不会有机会。
今天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即便把王健林和马云的钱全部平分给大家，难道清华大学就能有10万名教授么？全国就能有一个亿的房地产老板么？用不了几年，当教授的还是当教授，房地产老板还是房地产老板，吃救济的还是吃救济。
把富人的钱简单地分给穷人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会破坏经济发展，最后使得贫困普遍化。这句话是马克思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其实不妨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王健林的钱都放到哪里了？除了少数给他和他的家人花掉了，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再生产。也就是说富人们的钱，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财富。如果我们进一步认清楚任何人的钱都是上帝存在他们那里，由他们代为保管的，就更可以放心将这些钱交给富人们保管，总体来讲他们的投资效率更高。
和世界银行的几位专家聊全世界扶贫的事情（这个银行其实不是真正的银行，不过是一个全世界的扶贫机构而已），在全世界投入那么多钱扶贫，也没有见穷困人口减少，反而倒是新增加了很多。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拿了你们一些钱，但是之后就没有拿了，可是贫困人口从几个亿减少到七千万，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大面积脱贫的国家，说明你们扶贫没有效率啊。
他们私下里承认，世界上靠扶贫脱贫的事情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实上，不仅穷国没有能够通过给钱而富裕，原本富裕的欧洲国家也正在因为“均贫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等它们真到了马克思说的普遍贫困化，想维持社会公平已经没有机会了。
维护社会的公平性，关键在于给人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同样的收入。怎样给人平等的机会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件事必须做，就是限制超级权力。
超级权力来自于何方，有人会想到政府，会想到大型央企，它们可能有问题，甚至可能被利益集团操控，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它们拿出了相当多的资源和收入在建设中国的公共设施，发放社会福利，维护国家的安全。
或者说，这些国有的资源和财富至少从所有权上讲，还是人人有份的，从结果上讲，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承认是受益的。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很多私营企业其实已经形成垄断，它们就是当年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摩根（J.P. Morgan）的翻版，它们正在形成超级权力。
说到洛克菲勒，大家不要认为他做了什么坏事。可以讲洛克菲勒除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排挤竞争对手外，没做过任何坏事，相反，倒是做了很多善事。
很多人以为洛克菲勒垄断石油资源，抬高油价。但事实上，洛克菲勒的确垄断了石油资源（实际上是控制了炼油），却并没有抬高油价，而是利用他对原油的议价能力和对铁路运输的议价能力，以及整合炼油厂来降低成本，将当时老百姓生活所必需的煤油价格降低了80%。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和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排除了其他任何人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能性，这样造成结果是，像他这样的垄断资本家在美国19世纪末，形成了超级权力，导致社会的极大不公平，以至于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矛盾非常深。资本家迫害工人，工人暗杀资本家，工会的工人和非工会的工人斗殴，无政府主义者在富人区搞恐怖活动，这些在今天美国人听起来耸人听闻的事情，在当时是家常便饭。
那么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通过长达20年之久的反垄断和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政府衡量一个垄断公司对社会是否有害的标准，并非它们是否抬高了物价，而是它们是否断了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政府提起的上百起反垄断诉讼中，没有一例是控告垄断公司涨价的，倒是几乎每一例都是控告它们不合理地降价和倾销。因此，不能因为一个垄断公司不涨价，就认定它的垄断行为合情合理 —— 垄断最大的危害，是妨碍了社会的公平性，让大多数人没有了机会。今天中国的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在扮演当年洛克菲勒的角色了，而大部分人对此浑然不知。
总结一下美国的经验就是，做到社会公平在于限制超级权力，而不是平分社会财富。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时期，很像美国19世纪末（美国就是在那个时期在GDP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美国当时的情况比今天的中国糟糕很多，但是最终做到了这件事——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障社会公平，中国也一定能做到。如果你注意到中国这几年努力的方向，恰恰没有刻意拉平收入，而是在限制超级权力。
知识点二：训练好的思维方式——证伪比证实更重要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
原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彭凯平博士讲过这样一个他亲身的经历。他从美国回到中国那天，一大早到了北京机场，天气比较寒冷，他在寒风中等出租车。这时来了一个人上前搭讪说，“先生我给你算一卦吧，说得不准不要钱，说准了你看着给钱”。
彭教授心想，反正没事，就说，“那你说说看吧！”那个算命先生说，“你是个成功人士，对不对？”彭教授心想这还不算太离谱，就点点头说，“还算对吧！”那个人又说，“你眼下遇到点麻烦，需要贵人相助，对不对？”
彭教授心想，我现在站在寒风里，等着人开车带我走，也算讲得合理吧，于是便点点头说，“也算对吧！”那个人又说，“我两次都说对了，现在给你算一算接下来的运势，你接下来要小心桃花运，信不信？”彭教授心想，那种事情或许会发生也未可知。算命先生看到他没有否认，就说，“既然信了，就给钱吧！”
一谈到钱，彭教授当然就警觉起来了，转念就识破了那个人的破绽——那个人说的都是大实话，根本无法证伪。于是彭教授就和那个算命先生讲，你说的这些都无法证伪，我不妨也给你讲讲，你看对不对。
“首先，现在这个点儿，也不会有国内的航班到港，在这里等车的人都是坐国际航班来的，你看我拿的这种行李，也不像是旅游的人，那么要么是出国去办公事回来的，要么是回国出差的，无论是哪一种，再加上我这个年龄，多少事业有成，因此你对谁说是成功人士，对方恐怕都认可，是不是？”
算命先生只好承认，接下来彭教授又说，“北京冬天一大早寒风凛冽，站在这里的人肯定不舒服，希望赶快来出租车走人，你说眼下遇到点麻烦，换谁都会承认，对不对？”那个算命先生也只好承认。
然后彭教授接着说，“这时来了个出租司机，你说他是帮忙的贵人，谁都不会否认。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是贵人，因为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出租车差不多也该来了，你可以说是你带来的，对不对？”那个算命先生又点头承认。
对于未来的算计，彭教授说，“大部分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你和他们讲桃花运，他们多少会有点心动，不会否认，至于什么时候来，你并没有说，你说小心，也没有说是防范，还是别错过机会。大家也会认可，对不对？”算命先生也只好承认彭教授没说错。
这时彭教授说，“那你也该拿钱来”。这时算命先生也警觉起来，问“你是做什么的？”彭教授告诉他自己是心理学家，那个算命先生马上说，“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我们是同行”。彭教授说，“我们不是同行，你们只讲不会错，但无法证伪的事情，我们是要证伪的”。证伪两个字，道出了科学和巫术的区别。
为什么在科学上和现实生活里，证伪的思维总是比证实更重要呢？因为对于一个现象，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能自洽的理论解释它，然后找到几个例子证明我们的解释。这就如同上面那位算命先生给彭教授算命的逻辑一样。
他不仅可以给彭教授那么算命，还可以给绝大部分拿着同样行李在风中等车的中年男子算命，也会八九不离十。很多上当的人，会因为这个算命先生说对了几个人，就相信他。要证明他算命准确，需要找到一些从同样时间出现在同样地点，装束和彭教授差不多，而且也是在等车，生活却又失败得一塌糊涂，但在那个瞬间自己又觉得在走好运的人。在那种情况下，算命先生还能算得很准，可证伪的条件就成立了。
我们在生活中实际上经常被这种不可证伪的道理忽悠。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片面的，只是在不断接近真理而已，我们自认为的那些自洽的、被证实的理论，或者自认为找到的原因，可能不过仅仅是一种可能合理的解释而已，并非构成因果关系的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
上个世纪末，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1996年在纽约过圣诞节时，几个大男人晚上都不敢轻易出门，而且满街是色情的小亭子，酒吧常常就是脱衣舞厅，市容更是乌七八糟，满墙是涂鸦。
2000年春天一个人在纽约晚上独自出门，一点也不用担心，城市干干净净，所有的色情场所被扫荡干净，“大苹果” （纽约市的别称）还有点浪漫的韵味。短短几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大家就来分析原因了，各种人提出了不下十种原因
比如有人提出因为从70年代起美国堕胎开始合法化，导致非婚生孩子减少，而在美国单亲家庭的孩子是犯罪率较高的群体。这个说法显然能自洽，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还拿它说事。但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美国其他城市的犯罪率并没有明显下降，仅仅纽约下降明显，因此未必是主要原因。
此外，虽然美国从70年代堕胎开始合法化，堕胎率增加了，但是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并没有减少，而在过去的30年，拉丁裔单亲家庭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非洲裔则持平没有减少（图1）
另外，美国真正的堕胎率高峰是1980年－1995年，大约是70年代的三倍。照这个理论，2000年之后纽约的犯罪率应该进一步大幅下降，这也没有发生。
另一个说法是纽约是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安装摄像头，犯罪分子不敢犯罪了。这个说法听上去也有道理，能够自洽，但是本身也很难证伪。如果放到更长的时间和空间里，它就可以证伪了。
从时间上讲，纽约大规模安装摄像头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事情，而纽约市犯罪率大幅下降是1994年的事情。如果往后看，到了2005年，纽约市的摄像头比“9·11”之前多多了，但是犯罪率下降并不明显。从空间上看，芝加哥、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都安装了摄像头，治安从来不见好转，反而也变得差了。
真正比较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从1994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纽约有铁腕市长朱利安尼当政，他强力打击犯罪，清理城市。纽约过去有一个让开车的人非常头疼的事情，一群非洲裔的男子在红绿灯处给停下来的车强行洗车，强行要钱。这种事情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和装不装摄像头没有关系。
朱利安尼当市长后，对这种极小的犯罪也照抓不误。另外对那种往大楼墙上泼墨的行为也是见一个抓一个。对于妓女则开始驱赶，打掉了妓女工会，对嫖客则将他们的信息登报。对于市民也严格要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使得社会风气开始好转。
在图2中，蓝线是纽约市犯罪指数，它从1994年开始大幅下降，到2001年基本上稳定在今天的水平。绿线则是纽约市在全美国的犯罪率排名，在1993年之前，它一直排在前三位，到2001年，它降到了第16名。以后变化不是特别大。
这说明纽约治安的改进是一个局部特点，任何适用于全国的原因（包括堕胎和装摄像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另外，它变化最明显的时候就是朱利安尼当政的时期，在此之前没有变化，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其他人来抢功劳是抢不到的。也就是说，朱利安尼铁腕治理城市，是一个最为直接重要的原因。
在生活和工作中，如果把错误的原因当成了真正的原因，就会走错路，倒霉的是自己。
在今天“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如何成功创业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不过你可能注意到了，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介绍的成功经验，其他人使用就难以复制。这里面当然有运气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创始人所说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都是他们事后找出来的，能够自洽的，比较冠冕堂皇的解释而已。
今天中国几个媒体曝光率最高、发展得最好的民营企业，创始人没少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的成功经验，每一个人说得都非常有道理，但是你要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办公司，一定失败，并非因为他们说了谎话，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形象，所说的都是很有道理，却无法证伪的说辞。对于这几家公司，深入进去作仔细了解，发现这些公司都有很多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做法，这些是它们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原因它们的创始人从来没有对外说过。
我们在工作中，非常希望从别人那里能够得到可复制的经验，但是已经有了结论，倒推出来的原因，总是无法证伪的。比如一些媒体上说，马云如果没有找到蔡崇信，阿里巴巴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这话对不对呢？只能说，它无法证伪，因为没有办法让马云在没有蔡崇信帮助的情况下再来一次。
一个创业的朋友，公司才十几个人，还没有什么收入，就去寻找CFO。告诉他现在这样做是瞎浪费时间，而且就以他公司现在的业绩，好的CFO是不会来的，这位创始人就拿蔡崇信的例子说事，因为当时阿里巴巴也很小。
和他讲，“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你不能拿一个无法证伪的事情当作真理。如果你能证明那些在早期不请个好的CFO的公司，最终上不了市，才说明你的逻辑是成立的”。至少从统计的角度看，大部分成功上市的公司，都是在收入比较稳定后，才开始聘用CFO的。
总结，强调的是好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具体有两点。首先，那些无法证伪的推论大家要小心，它们比算命先生的预言好不到哪里去。其次，导致一件事情成功的原因非常多，可以有很多解释，不是任何一个能够自洽的解释我们都要相信。很多哗众取宠的人，故意找出很多与众不同，又能自洽的解释，以博得大家的关注，但是，它们未必是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说常识很重要呢？因为它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被证实和证伪，为什么科学和技术很重要呢？因为它们有可重复性。因此，在思维上，宁可相信常识和经过无数次检验的正统理论，也不轻易接受看似能够自洽的与众不同的解释。这也算是孙子说的“以正合，以奇胜”。
知识点三：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观点——判定利益冲突
你一定有这样一个感觉，今天的信息太多，但常常对一件事的说法不一。如果信专家，而专家常常观点不同，听上去都有道理，但却彼此矛盾。这时，真不知道听谁的。
常识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对于那些复杂度超越一般人的常识可以认识的，就需要专业知识。而一说到专业知识很多人就开始发愁，自己并不掌握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岂不永远要被所谓的专家忽悠？其实事情并不那么可怕，因为你不需要专家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就可以判定他的话靠谱不靠谱。
不妨看这样一个事实。当某个专家向学术杂志投稿发表最新的科研成果时，杂志的审稿人未必在特定领域的知识超过那个投稿的专家，但是却能够判定投稿人的科研成果是真是假，有用没用。这说明会做一件事，和能判断一件事的真伪，难度是不同的，事实上方法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已经记不住如何求解二次方程5X^2＋7X－2=0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X应该等于2，你马上就会讲，“不对吧，虽然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多少，但是2肯定不是答案”。
在生活中，虽然不会像科学领域那么严格，但是判断对错要比得到答案容易得多，后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争取做到。
谈谈判断专家、权威，或者偶像的观点的第一个原则，是否有利益冲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是2015年世界上近150个国家签订的共同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的协定。它的背景是发达国家觉得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幅太高，导致全球变暖；而发展中国家则说，当初你们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限制你们的碳排放，现在你们已经发展完成了，而我们正在发展，这样限制不公平。
最后发达国家说，也罢，我们每年出一些钱补贴你们，你们减少碳排放。至于要出多少钱，估计2020年之前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当然目前实际确认的项目是100亿美元，其中美国承诺了30亿，前任政府已经支付了10亿。以后的事情再说。
特朗普上台后说，这个协定没有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拿到钱之后不减排，有什么处罚，对不起，这钱我不能给，因为我现在自己还背着一屁股债呢。
通常，特朗普说什么，传统媒体就“喷他”，但是这次不同，居然有一半的媒体说他这么做有道理，因为奥巴马当年确实吃亏了。这样，两种声音就在美国吵起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支持特朗普的代表是《华尔街日报》，还写了一堆文章去讽刺反对特朗普的《纽约时报》。
而在反对的阵营中，第一个站出来和特朗普翻脸的是特斯拉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他表示你如此不关心人类的未来，你封我的“科技顾问”我也不要了，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第二天，即6月2日，马斯克就提交了辞呈。
要是在过去，会有很多人为马斯克叫好，但是这一次，虽然媒体对这件事本身作了很多报道，却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他，大家反应也很冷淡。一些媒体还很不给面子地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利益冲突。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是这样解释的：
这位与华盛顿官场勾连甚深的商人不惜与美国总统翻脸，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原因？在过去的十年中，马斯克受益于政府的减税政策，其中光是绿色能源退税就有49亿美元。有评论家认为，马斯克的商业模式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一旦失去政府财政补贴，马斯克的商业游戏可能无以为继。
当然，如果你觉得《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影响力不够大，那么作为左派旗帜，当年支持希拉里的美国第四大报纸《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应该是客观中立的：
马斯克已经通过绿色优惠获得联邦和各州政府的49亿美元的利益，这等于政府对那些已经很富有的购买特斯拉汽车的群体又来了一次大幅度的减税……马斯克和他公司的投资人得到了政府财务支持的大部分好处，而纳税人为此买单。
怎样理解给富有群体减税和由纳税人买单呢？特斯拉到目前为止销售了不到20万辆电动汽车，获得近50亿美元的补贴，其中大约20亿以现金的形式直接给了车主，剩下的给了他公司本身和充电补贴，平均每辆车补贴两万多美元，是美国一辆中等价位汽车的售价。
特斯拉汽车的中位数售价大约是10万美元，相当于保时捷911 卡雷拉（ Carrera）或者帕纳梅拉（Panamera）的售价，因此购买特斯拉车的人当然是有钱人。而用于补贴的钱可是从大家身上收来的联邦税和州税。刚开始的时候，街上没有几辆特斯拉，大家也不在意，现在多了，因此，穷人们就讲了，你那汽车我们也买不起，反而要变相掏钱给你和你的客户买单。
如果特朗普改变美国的能源政策，取消了每辆车1万美元的现金补贴，以及很多低价甚至免费的充电优惠，很多人就不买特斯拉而去买保时捷了，如果换成同样大小和性能的宝马，几乎可以买两辆。
可以想象，到时候特斯拉的生意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但是马斯克直接呼吁补贴显得太赤裸裸地占便宜了，于是他找准一次机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这样显得冠冕堂皇。不过，大家很快算清楚这个账之后，发现了他的利益冲突，因此对他讲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
马斯克不可不谓是新能源领域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讲的话是否都有道理则要两说。有些时候他是站在中立立场上讲，有些时候则是站在他公司利益上的，因此判断他的话是否可信并不难，只要看看他和他的公司是否是那种观点的受益者即可。
利益冲突是我们每天都可能遇到的事情。基金经理和客户之间就有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他们推荐的所谓的投资理财产品常常不是让客户收益最大化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佣金最大化的。因此，二级市场上大部分所谓的专业投资人，投资回报率要低于市场的平均值。
当然，在投资上的利益冲突比较明显，容易看到，而在很多其它方面的利益冲突就会藏得很深。很多年前中国学术界在讨论是否该上某些水利工程，水利专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而核能专家则反对，每边都有非常充足的“科学依据”。
但是为什么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呢？很显然，上马一个水利工程，全国这方面的专家就会受益，但是，国家能够拿出来的钱是有限的，一段时间里增加的能源生产量也是有限的，投入水利工程，搞核能的钱就会减少。很多人会喷那些核能专家“你们又不是搞水利的，凭什么说水利工程的副作用”。有这种想法的人自己就没脑子。
另外一个经常被争论的话题在生物领域，对于生物的很多研究和应用，生物界的人在公开场合几乎一律赞同，而研究科学史的人则一律反对。很多人又说，后者不是专家，反对无效。正如我前面讲的，验证一个方程的解，不需要会解方程，他只需要有一点代数的知识即可。
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很容易判断一些话的准确性。如果说某些领域的研究不必要，某些应用有潜在的风险，必然会减少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那些搞研究的人利益就会受损，因此会淡化很多潜在的风险。而研究科学史的人，反而因为看问题时间的跨度比较长，能看清很多事情的长期影响。
今天互联网产业也有很多类似的争议。比如电商是对当地经济有益还是有害，从业者认为有益，甚至创造了就业。反对者则给出相反的数据，说电商每创造一个就业，就要让传统行业丢掉三个工作。
到底谁对？很多人现在其实是觉得谁的名气大，谁就是对的。马云名气大，过去他说电商好，因此大家就跟着说电商好。谁知他一转脸又说将来线下生意更重要，大家就糊涂了。
其实，使用利益冲突的原则就很容易作出判断。至于电商本身，它的优势在于它的效率使得传统商业根本无法竞争，而不是像电商老板们所说的那样对整个商业本身带来了多少好处。因此，当马云讲电商的效率时，他的话基本上是客观的，讲到其它的，可能就要用利益冲突来分析了。
类似地，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所谓的“网络中立性”，即互联网收费不应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而有所不同。互联网公司都赞同它，电信公司都反对它。
前者赞同它是因为这样它们的用户可以多使用自己的产品，后者反对是因为那些天天看视频的人用掉了太多的带宽，因此统一收费自己就亏了。每一边都有非常充足的道理，但是道理的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网络中立性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吴修铭（Tim Wu）于2003年提出来的。）
知识点四：第二条腿——暗处的技能
今天先和你分享一下最近和一位新认识的朋友聊天聊到的趣事。
暑假的时候，一些国内有条件的家庭会送孩子到美国参加夏令营。一位媒体界小有名气的体育评论员在送孩子来的时候托人讲希望认识我，于是我们就坐在一起聊了一次。
我们聊到了一些国内著名的运动员，我讲某个运动员的表现很不稳定，他也赞同，然后他一语道破本质，“某某的运动天赋非常好，但是教练有问题，到了关键的比赛总是调整不到最佳状态”。由于他和国家队的运动员接触得多，因而对很多运动员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讲那些国家队里的运动员的技术实力和大家平时看到的成绩其实相差挺大的。一般的观众以为得冠军就是靠实力＋心理素质，但这只对了一半。好的教练不仅会提高运动员这两方面的水平，更关键的是能很好地规划一年的训练比赛，将运动员的状态在最重大的比赛前调整到顶点。
当然，这里面的学问很大。比如，今年和明年有两次大赛，在这之前什么时候参加一些比赛，什么时候要关起门来练习，什么时候要保养，都很有讲究，另外作比较大的技术改进也很有讲究，不能随便来。
最后他总结说，只有实力、只注重提高成绩的运动员只能算是好的业余运动员。对于职业运动员，虽然大家看到的结果是用成绩来表现的，但是在大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培养很多外人不注意的技能。
和他道别后，我把他的话又仔细琢磨了一遍，觉得讲得非常好，不仅对于运动员如此，对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无一不是如此。
那些外人看得到的，用来评价的指标，只是覆盖了对专业人士一半的能力考量，我权且称之为一条腿吧，而很多相关的，不能用来直接考量专业人士水平的能力，则是他们所必备的第二条腿。
我们知道，人只有两条腿才能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如果只有一条腿，不仅蹦得慢，而且容易摔跤。业余人士，即便水平再高，也缺乏第二条腿，而他们的误区在于，只训练自己的第一条腿，不知道还需要第二条。
我在第54封来信中讲，工程师根据水平和影响力分为五级，能够独立完成一项工程任务的，只能算是合格的第五级工程师，是最低的一级，再往上，就需要产品的意识。
也就是说，好的工程师同时是一个产品经理。当然，根据德鲁克对知识型员工的要求，他还需要是一个管理者。具备产品经理和管理者的能力，其实就是工程师的第二条腿，没有这条腿，工程师就走不远。
几天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的施乐辛格（Ed Schlesingher）院长打电话给我，说准备任命米勒教授（Michael Miller）为生物工程系的系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在这个专业上已经几十年在美国排名第一，因此维持这个系继续领先对大学非常重要。
我说米勒教授非常合适，他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特别能促成合作，然后我就给施乐辛格院长讲了我当年接触米勒教授的印象。当时，他刚回到约翰·霍普金斯不久，实验室规模不大。而我所在的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CLSP）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很有名。
约翰·霍普金斯的教授都有一个好传统，就是一到逢年过节就会请学生到家里吃饭。我的导师贾里尼克和他太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不会做饭，他的派对虽然非常热闹，但是我们只能吃生的芹菜和胡萝卜。
米勒教授来了以后，就建议两个实验室一起办派对，贾里尼克掏点钱，米勒教授来准备饭菜，结果伙食好得不得了，两边的学生都很高兴。
然后，米勒教授就拉近了两个实验室的关系，后来CLSP的一些教授也参与了共同的科研。米勒教授在校外的学术圈也非常活跃，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组织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并且在后来开创了计算解剖学。米勒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之外做的事情，就属于第二条腿。
很多年前我问过李开复博士，为什么当时不在学术界发展。他说，那要做太多非学术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他又不太喜欢。李开复说的非学术的事情包括学校的基层管理（美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组织外面的各种学术活动，组织会议，期刊文章的评审，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做不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就没有影响力。
世界上的教授基本上有两种，一种不仅有学术造诣，还有社会地位，讲话有人听。另一种则是勉强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前者有两条腿，后者只有一条腿。
世界上很多职业都是如此，一些职业看似是一个人工作，比如医生，只要专业精通就可以了，其实不然。
大家可能听说过中国上个世纪的妇科名医林巧稚被协和医学院录取的故事。当时的协和按照捐助者老洛克菲勒的要求，要办成中国的样板医院和医学院，因此最初从招生到教学都是由约翰·霍普金斯承办，完全按照美国最高的标准操作。
林巧稚前往医学院面试时，路上遇到一个病人，她为了救那个人耽误了面试。但是协和医学院知道这件事情后，还是录取了她。为什么当时的协和如此看重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呢？因为这是做医生的第二条腿。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读书时的一个邻居从该校医学院毕业后，开始找医院实习，但是颇为不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有很高的水平，加上是从这样一所美国最著名的医学院毕业，总不至于连实习医院都找不到吧，但结果就是找不到。
后来他把他的母亲，一位上海的老医生接来，训练他面试，他的母亲虽然没有在美国读过书，也不太会英语，但马上还是发现了他面试中的问题，主要是对病人不耐烦。
据他后来讲，在面试时对方会装成病病歪歪的病人，看他如何给对方看病。他看到对方装模作样的样子，就显得不耐烦，美国的医院就觉得他缺乏对病人的关爱，因此前两个医院的面试都失败了。
后来他母亲给他作了些指导，他很快就获得了两所医院的实习机会。后来他成为了放射科的专科医生，这是美国医生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这得感谢他从他母亲，一位老医生身上，学到了作为医生在医学之外的素质。
前一阵靳东和白百何演了一个讲述医生群体的电视剧《外科风云》，里面讲述的一些对医生关于医术之外的要求，还是颇为真实的。
今年暑假，一些亲戚朋友向我咨询孩子们该选什么专业。其中一些人想让孩子学商学，因为觉得这样可以挣钱。我讲，商学院教学生的那些理论最多只能算做生意的一条腿，而真正要想做好生意，需要的本事太多了，因此，进商学院和做好生意没什么关系。
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只有很少的学校（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有本科生的商科专业，绝大部分美国大学的本科只教授经济学，给学生们打一点基础而已。
商学院只招收那些有了工作经验的人回来读书，因为先有了职场的基本常识和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才能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做生意，学习商科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先要求从业者有第二条腿，再回过头来补第一条腿。
我的一个亲戚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资深教授，今天很多大明星都是他的学生。据他讲，很多今天有名的演员和导演，当时根本看不出来能够这么红，而当时老师们都看好的一些个人条件好的业务尖子，很多到后来反而默默无闻。
在学校里，作为教授更多地是关心第一条腿的长度，而最后的成功，是靠两条腿的平衡。第一条腿在明处，大家都能看见，而第二条腿的重要性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它是在暗处，它的长度并不容易衡量。
和今天社会上很多培养第一条腿的培训所不同的是，《硅谷来信》的目的是培养第二条腿。可以想像，专业越精深，第一条腿越长的人，越需要有更长的第二条腿帮助他走得稳，走得远。对大多数人来讲，遇到事业的天花板，常常是第二条腿不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