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亲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六 自学的根本

自学最要紧事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

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懒。

总之,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自述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为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的起源。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辗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我的至狭隘之见解,几经变化才得逐渐解放。第一次发生变化时,即在顺天中学。同学中有郭仁林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我低一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既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进行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衷,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办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是就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自此之后,我不时与他亲近,不时相与往还。他最爱讲谭嗣同之《仁学》。郭君每为我讲时,我即记录其说话;我不敢认他为同学,乃尊之为郭师。每日课后即前往就教,他讲我听,且一一记之。在记录之簿本上题名为“郭师语录”。由此亦不难看出我之认真与愚笨,但好处即在于愚笨与认真。因为愚笨,思想的过程,不能超过他人先走一步,必须走一步后,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每一步皆是踏实不空,以后又继续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时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以故我此生时时在变化中。因为有变化,先前狭隘之见解乃得渐次解放,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以上可说是第一次的解放。

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不单是有哲学,因为我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在我的出世思想必要出家做和尚而后已,当初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回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譬之佛家的实在处所,即在不吃荤、不结婚出家做和尚,我当时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余年茹素习惯即由彼时养成。我中学毕业之后原须升学、求学问,但当时的我,一心想做和尚则又何用升学为?

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先父甚不喜欢佛学,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经;先父希望我升学,但他未尝明白语我要升学;先父希望我结婚,但他从未一言及我应当早日结婚。而在我自己,亦未尝不明了先父之意旨,希望我升学,希望我不要研究佛学,希望我结婚。当民国七年,先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我对于儒家思想之了解系先前之事,而思想转变由佛家而儒家则在此时之后也)。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说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出气二字或不甚妥当)。其时文科教授中诸先生有讲程朱老庄之学者,更有其他教员亦是讲中国的学问。《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千;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地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案以前我一时可以缄默不言;但必是时时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关心也。

民国九年蔡校长出国赴欧洲考察,北大同人为之饯行。席间讲话,多半认为蔡先生此行,于东西洋文化之沟通关系颇大;蔡先生可以将中国文化中之优越者介绍给西方去,将西方文化之优越者带回到中国来。在各人讲话完了之后,我即提出质问。我说:诸先生今日的说话,似颇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诸先生如不能确实言之,则今日一席话,实有类似于普通饯行之客套语,甚少意义与价值。

由上所言,可见我凡是成为问题的,在我心目中从来不肯忽略过去。推究其故,还是不外我肯认真,不能不认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决不容许我自己欺瞒自己。如果我们说不出某一个问题中的道理,即是我们没有道理,我们看到别人家是好或是对,则别人家即是好或是对,这点不能有迟疑的。我往常恒以旁人之忽略对方的意见,对方的见地之可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见地,即便为荒谬的见地或意见,亦必有其来源。我们须认真了解对方(即是与我不同者)的见地,明白对方的意见,是一件极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宁不可怪?诸君中如曾注意阅读我业经发表之文字,可以看出我写文章的方法,多半为辩论体裁,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而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已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一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得透彻,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有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因为我的问题,实即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实实在在,无心著书立说,谈学问也。过去所以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原因是如此,现在所以讲“乡村建设理论的原因仍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