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准确召开时间到底是怎么确证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年，拥有党员9900多万名党员，已是世界第一大党。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中共一大开幕时间不是7月1日，是7月23日，就是说，从时间概念来讲，103年前的今天一大正式开幕。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作为其诞生重要标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很长时间里有着诸多“未知”之谜。最典型的，就是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员“不确定”。
是不是很有意思？一个重大事件的三要素，全都不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几个原因：
①当时对一大的意义不够重视，上海党组织寄发各地党组织的开会通知没有明确负责人参加，大家都没考虑这次会议将来的历史意义。
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一大。陈独秀时任广州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他一走钱款就不好办了。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正忙着给这些学校讨薪，难以抽身参加一大。邓中夏、罗章龙也都有其他活动，北京党组织的最后由刘仁静作为代表参加了一大。后来，刘仁静回忆说：“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在推选代表参加一大这个问题上，其他几个地方党组织都差不这种情况。
②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这种情况下，留下痕迹越少越安全，很多事项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
③党的组织建设才起步，组织性、纪律性还不强，党员意识比较薄弱，会务组织非常简单，重点是为了安全、成功召开，对一些问题不太留意。
④时间间隔太长，一大代表多数人非上海本地，会前互相不认识，加之当时形式非常复杂，中央机关后来多次变迁，导致对会议时间、地点和人员记忆不够准确。
一开始，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关注。随着党的队伍壮大，党政军建设的日渐成熟，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党内逐步开始了一些庆祝党的诞生的纪念活动。由此，一大的意义开始受到重视。
这就首先涉及一个问题，即党的生日问题。
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
1937年7月1日，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同志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专题报告。
1938年，在延安，我们党准备举行庆祝建党17周年的活动。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日期记不清了。由于缺乏档案材料，一时又无法查证，于是就将7月1日作为庆祝党的生日的日子。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第一次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
1938年6月24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
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部分地方报刊纷纷发表庆祝党的生日的文章、社论或消息。
1941年，建党20周年，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7月1日，《解放日报》登载“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党的其他重要报纸都发表了社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确定下来。
虽然“七一”作为生日定下了，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召开日期，作为一个大党，确定具体召开时间，很有必要和意义。
1978年，经胡乔木提议，国家批准编辑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组建现代史研究室，负责这项重大研究课题，邵维正被抽调。其中，邵维正参与撰写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邵维正发现，党的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存在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单就召开时间来说，有说是六月的，有说七月一日、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七日、甚至是七月底的，等等。邵维正梳理发现有25种说法。这显然不可以。
1979年4月，邵维正开始了艰难的考证。
他通过查阅大量史料，从一大代表的行踪着手，大体确认代表到齐时间为7月20日之后。通过对25种不同的说法逐一印证，最后把时间集中到7月的20日、23日、24日。通过查阅苏联档案、回忆文章、当时的报纸新闻对比等方式，采取连环印证，最后确定党的一大开会时间为7月23日。
当然，邵维正考证过程比较复杂，感兴趣的可以通过网络搜索查阅。
1979年8月，邵维正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一大召开日期这一谜题彻底解开。
该成果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发表。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社会关切，专门讨论了党的“七一”纪念日问题，会议决定按照惯例，党的纪念日就不一定改了，但把这个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澄清。为此，邵维正撰写《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一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公开发表。
“中共一大”开幕时间考证清楚了，那闭幕时间具体是哪一天？同样经历了一番考证，在这里就先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