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源于1922年李普曼《舆论学》一书中关于“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猜想。60年代末，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两人将这一猜想投入实证研究，并于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一文中正式提出“议程设置”假说。议程设置是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其通常在社会共识和舆论引导发挥作用。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背景
196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更改变了对大众传媒的认识。美国扩张后陷入越战泥潭，民权运动的产生使得社会开始反思。学者们开始抛弃了认为媒介对其手中有着强大而即时的影响的观点。研究的积累似乎越来越认同一种弱效果的解释。
同时，敏感的媒介观察家和受众仍然感觉到，由于反复接触大众传播的内容，人们的信念和行为仍在受着影响；这种影响也许尚未被已经进行的研究所揭示，但它完全可能存在。人们感到，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微妙的，难以被时下流行的实验、调查研究和其他研究所明确说明。
麦库姆斯和肖针对议程设置的思想分别进行了查尔普希尔研究和夏洛特研究，议程设置假说由此诞生。
二、议程设置的主要内容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其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三、议程设置在社会共识和舆论引导方面起到的作用
随着web3.0的到来，当下的传媒环境已经从过去媒介单一化，传播单向性，报纸广播电视承载主要信息传播功能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新兴媒介环境下，大众传播呈现传播全时、形式丰富、渠道多样、受众赋权等特点。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依然存在，并在形成社会共识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作用。
1. 信息冗余，传播内容致效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发挥功能的前提在于，人们需要把关人的帮助决定那些超过他们有限感受的事件和问题是否值得关注和注意。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匮乏和信息爆炸并显，人们对权威信息的渴求更加明显。在多种繁杂信息的堆砌中，主流媒体的声音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从而达到社会共识和舆论引导的作用。
2. 事实普及，拟态环境构建
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环境的营造并不是“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通过象征性事实加以结构化向人们展示的环境。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无时无刻不被媒体包裹，媒体将其所传授的事实隐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事实。这种事实和意见的营造从而更好的达到舆论引导的作用。
3. 态度引导，形成社会共识
主流媒介通过事实和意见营造拟态环境，同时通过对事实的重要性的选择，潜移默化的影响受众对不同事件重要性的认知，受众会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主流媒体对议程的设置从认知到态度的改变，对舆论的形成发挥作用。
4. 变相沉默，分歧的同化与禁言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集体意见更好的表现在人们所接触的日常媒介中，主流媒体在引导意见的同时。由于受众所被赋予的权利提升，社会共识态度的优势更好地得到表达，从而会引发弱势意见的沉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形成社会共识。
综上，议程设置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揭示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发挥了在形成社会共识和引导舆论方面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尽管议程设置的效果是强大的，但是我们不能将其效果完全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