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态是帝国政治中最高深的学问，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如何拿捏分寸，就显得至关重要。上回（详见《来，跟曾国藩学习汇报的艺术》）我们以指导曾国荃写奏折为例，分析了曾国藩汇报的艺术。今天，我们就以拒绝“抢功”为例，来聊聊李鸿章表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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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年）5月，曾国荃进驻雨花台，兵临天京（即今天的江苏南京）城下。此后，击退了太平天国名将忠王李秀成的几次反击，基本上站稳了脚跟。
但是，天京毕竟是太平天国经营了近十年的都城，城防坚固，重兵集结。因此，一时之间，难以攻克。于是，曾国荃秉承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传统，开始围困天京，想着耗也能耗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10月，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收复苏州。同治三年（1864年）2月，左宗棠率领的楚军收复杭州。对于曾国荃来说，这既是一个好消息，又是一个坏消息。
说它是好消息，因为从此以后，自己不必再担心江苏、浙江方向的“援贼”，可以心无旁骛地围困天京。说它是坏消息，因为攻克天京可以说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标志。目前，东南地区三座重镇已经收复两座，唯有天京还未攻克，朝廷恐怕不会有耐心任由自己“结硬寨，打呆仗”慢慢耗死太平军了。
果然，一个月后，同治三年（1864年）3月，曾国荃就接到了朝廷的上谕：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上回（详见《来，跟曾国藩学习汇报的艺术》）说过，湘军是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依靠亲戚、朋友、师徒、同乡关系组织起来的，凝聚力、组织度很强，并不存在“号令不一，心志难齐”的情况。可是朝廷却以此为理由，希望“曾国藩亲往督办”，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对曾国荃的一种委婉的暗示、无声的催促。
曾国荃感到肩上的压力骤然增大，下令加紧攻城。但是，湘军在武器装备方面远远落后于淮军，洋枪、洋炮很少，特别是没有“开花大炮”，因此，往往采用“穴地攻城”的办法（“穴地攻城”原本是太平军发明的，即从城墙附近开始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下方，然后在地道中填满火药，将城墙炸塌）。
本来，“穴地攻城”的办法曾国荃屡试不爽。但是，在天京城下，却不管用了。一方面，天京毕竟是六朝古都，城墙高大坚固，想要爆破本就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此时的天京守将是太平天国名将忠王李秀成。他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通过分辨地面上野草的枯黄程度，就能准确判定下面地道的位置，往往是地道还没挖好，湘军挖地道的工兵就被太平军“包了饺子”。
就这样，大半年下来，火药消耗了十几万斤，工兵阵亡了几千名，天京城墙依然完好无损。曾国荃气得肝病复发，每天看谁都不顺眼，下属、仆人被他骂了个遍，就连路边的野狗见了他都得躲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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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廷却不肯放过曾国荃。无论是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还是总理朝政的恭亲王，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完成“中兴”大业了。眼看曾国荃大半年劳师无功，他们认定湘军暮气已深、不堪大用。相比之下，淮军则朝气蓬勃、正当其时。因此，产生了调遣淮军“助剿”的念头。
同治三年（1864年）4月，淮军攻克太平天国在江苏境内最后的据点常州。朝廷随即发来上谕，与李鸿章商讨“（淮军）会攻（天京）”事宜。
李鸿章深知，天京是曾国荃的“心病”，也是曾国荃的“禁脔”。
因为，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各项功劳当中，最显赫的无疑就是攻克天京了。当年，咸丰皇帝甚至有过“先克金陵者封王”的许诺。要知道，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以来，朝廷可还从来没有封过异姓王。虽然这个许诺朝廷未必会兑现，但是，封侯拜相、入凌烟阁总没问题，绝对算是光宗耀祖、遗泽后人了。
当年，曾国荃孤军深入，在天京外围尚未完全扫清的情况下，冒险进驻雨花台，就是为了抢占先机，向淮军、楚军，也向朝廷表明，未来攻克天京的头功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走。说起来，这种行为和野狗在树下撒尿标记领地并无本质区别，“吃相”很难看。但是，考虑到曾氏兄弟在创建湘军、南征北战中的付出和贡献，曾国荃会有此种行为，倒也能够理解。
自己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和曾国荃也有朋友之义，将来，更要同朝为官，因此，是万万不能和曾国荃抢这份头功的。
于是，李鸿章马上写信给曾国藩，就“助剿”一事向他表明立场：
“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将军（富明阿）遽欲会攻，诚为有损无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贼尚无去志；左帅（左宗棠）屡云逼城，其实距城尚远。昨来咨，属勿会攻，请苏军进长兴以扼其喉。月初当派刘、王、郭、杨四军图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而为进趋广德、泗安之势。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
开篇就先声明“令敝军会攻”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廷旨”的意思，我本人绝对没有“横刀夺爱”的想法。
接着顺势指出“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强调曾国荃围攻天京多年，即将大功告成，未来攻克天京的头功应当归于曾国荃，他人不应插手。
接下来这段很有意思。当时，在湘军、淮军、楚军中，湘军的处境最差，还在天京城下苦战。楚军的处境尚好，基本荡平了浙江，只剩下湖州还未攻克。淮军的处境最好，已经荡平了江苏全境。对朝廷来说，自然是“能者多劳”，既然淮军的本职工作做完了，就帮帮其他同事吧。
对朝廷而言，湖州的重要程度显然远远不及天京，因此，希望李鸿章首先西进“助剿”天京。但是，对李鸿章而言，南下“助剿”湖州会得罪左宗棠，西进“助剿”天京则会得罪曾国荃，按兵不动又会得罪朝廷。于是，“三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选择得罪左宗棠了。
不过，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李鸿章也不愿和左宗棠发生正面冲突，于是“月初当派刘、王、郭、杨四军图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而为进趋广德、泗安之势”，有南下“助剿”湖州之实，而无南下“助剿”湖州之名。这样一来，淮军没有余力再西进“助剿”天京，自己也不至于把左宗棠得罪死了。
最后一句“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是一句客套话，表示只要曾氏兄弟一声令下，淮军的炮兵随时可以支援天京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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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李鸿章给曾国荃又争取到一个月时间。奈何“穴地攻城”的办法实在是不灵了，一个月转眼过去，战事依旧毫无进展。
同治三年（1864年）5月，朝廷又发来一道上谕：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对比前一道上谕，这道上谕的口气就严厉多了。
“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直接堵住了李鸿章的嘴，让他别再申辩，迅速西进“助剿”天京。“曾国藩身为统帅，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则暗示曾国藩，朝廷知道曾国荃的那点儿小心思，但是，攻克天京不是你们曾氏兄弟的私事，而是朝廷的公事。如果作为前敌总指挥的曾国荃还将天京视为“禁脔”，拒绝“助剿”，那么，作为全军总司令的曾国藩可就是“缺乏大局意识，大搞山头主义”了。
这道上谕一下来，曾氏兄弟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拒绝“助剿”的理由了，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李鸿章信守诺言上了。
李鸿章没有让曾氏兄弟失望，他很快就给朝廷回信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李鸿章这封回信非常严谨，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角度否定了朝廷西进“助剿”天京的旨意。
必要性方面，一是“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强调天京战役的短板不在兵力，因此，没必要西进“助剿”天京。而且，曾国荃“穴地攻城”的办法即将成功，朝廷应该再宽限一些时日。二是“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方无后顾之虑”，强调湖州是楔在淮军后方的一颗钉子，只有先集中兵力拔掉这颗钉子，天京战役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可行性方面，“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通俗地说，就是“人手不足”，具体来说，一是淮军苦战多年，伤病将士很多，如果不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战斗力会大打折扣。二是自己按照曾国藩、左宗棠请求，已经分兵接防句容、支援长兴，没法马上撤兵。三是苏州、常州刚刚收复，江苏全境都需要防御流动的太平军残部。四是常胜军解散以后，上海防守空虚，需要淮军分兵把守（这里多说一句，这个“常胜军”是太平天国进攻上海期间，上海商人为了自保组织的雇佣军，最初叫“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统领，后来改名“常胜军”，由英国人戈登统领。李鸿章就是在与“常胜军”协同作战的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为淮军装备洋枪洋炮、聘请洋人教官，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常胜军”的出现助推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
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的政策是“催逼”，下面的对策是什么？难道“硬顶”吗？当然不是，“硬顶”无异于公然抗命，是要掉脑袋的。李鸿章的对策就是“拖延”，一边历数不可行性，一边表态等到条件成熟就会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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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那份上谕同样也发给了曾国藩，因此，他也得给朝廷回信。对照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回信，你一定也会感叹二人配合之默契：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上回（详见《来，跟曾国藩学习汇报的艺术》）说过，曾国藩被誉为“天下奏牍第一把手”，这份回信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经验老到之处。
开篇就先声明“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你朝廷不是想安排李鸿章西进“助剿”天京吗？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把主动权牢牢把在手中，堵住朝廷指责自己“缺乏大局意识，大搞山头主义”的可能，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反客为主”。
既然有这个想法，又为什么没执行呢？
首先，“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非臣所敢奏调”。按照清代行政管理制度，巡抚是主管一省事务的最高长官，从二品，可以通过加兵部侍郎衔，高配成正二品。总督则是主管几省事务的最高长官，正二品，可以通过加兵部尚书衔，高配成从一品。虽然总督的品级比巡抚高，权力也比巡抚大，但是，二者都是封疆大吏，都直接向朝廷负责，并无统属关系，总督不是巡抚的上司，巡抚也不是总督的下属。其实，朝廷设计这样的行政管理制度，也正是为了让总督和巡抚相互制衡，避免地方势力坐大。因此，曾国藩说自己“不敢奏调（李鸿章）”，表明自己此举是尊重中央权威，等于是抢占了“法律制高点”，强调自己没办法奏调淮军助攻。
其次，“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曾国荃及麾下湘军将士围攻天京已久，始终未能攻克，深感惶恐、愧疚，因此，更加不敢求助于外人。否则，不就成了畏难不前、推卸责任？不就成了善始而不善终？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个说法是骗不过朝廷的。但是，这样一番既自省、自责，又自励、自强的话说出来，等于是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朝廷如果继续强令淮军助攻，未免就太不近人情了。
最后，“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曾国藩在先后抢占“法律制高点”“道德制高点”的基础上，继续“反客为主”，先是列明淮军助攻的种种现实困难，接着恳请朝廷调遣淮军助攻。这样一来，就把朝廷拖入“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强令淮军助攻，那么，淮军还需要修整，湖州也尚未攻克，如果淮军由于休整不足损兵折将，或者湖州的太平军趁机突围出去，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如果不再强令淮军助攻，那你们就不能再诽谤曾国荃“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了。反正，好话坏话都让我说了，看你怎么答复。
总而言之，李鸿章表态，曾国藩配合，两人联手做了个局，给曾国荃又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
同治三年（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再度祭出“穴地攻城”的法宝。这次，他一次性动用了3万斤火药，终于炸塌天京城墙。随后，大批湘军顺着城墙缺口涌入，天京由此陷落。
不久，朝廷发布上谕，“曾国藩锡封一等侯爵（一等毅勇侯），曾国荃锡封一等伯爵（一等威毅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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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蕾,刘斌.天京城墙及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军事防御作用[J].江海学刊.2003,(04):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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