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李关系
1872年曾国藩病故后，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两位公子书中说：
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在挽联中：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里内安外襄，旷世难逢天下才
曾对李无疑有知遇之恩，曾和李的关系确也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从师生、主宾变为上下级，同级。在官场中各有各的利益。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是互相支持。
在曾国藩的参折中，最负盛名的是《参翁同书片》，出字李鸿章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是大名鼎鼎的帝师翁同龢。
其中一句：
臣职责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委实老辣。朝廷只得不情愿判翁同书“拟斩监侯”。曾国藩称赞：
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自荐，当上淮军Leader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
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
咸丰十一年(1861年)，沪绅代表抵安庆请求曾国藩救援。此时曾国藩需要有一人能带军援助。李鸿章并不是援苏的第一人选。第一人选为：曾国荃，这时的曾国荃自攻克安庆后，一门心思在客复南京。无暇也无时间他顾。第二人选为：老乡陈士杰，而此时石达开正带兵骚扰陈的老家桂阳，陈不敢一日离。两个候选人都有理由不去，最后才落到了李鸿章的头上，且李还来了个“自请”。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淮军统帅！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带着淮军曾国藩从湘军拨给的八营队伍共十三营，奔赴上海。同时经曾国藩的推荐，到上海后李鸿章就得到朝廷任命为，江苏巡抚。
与直属领导的相处
朝廷令会攻雨花台的对策
如果从同治元年曾国荃进扎雨花台算起，到同治三年，则已耗时两年，天京则毫无成效。而此时李鸿章却连克名城，捷报频传。故在李鸿章攻克常州后，朝廷命李鸿章接防东坝，并有 会功（南京）之说.李鸿章此时和曾国藩表明立场：
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阮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也需缓议。...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
李鸿章面对朝廷的会攻旨意，一面向曾国藩表明不争功的立场；一面将部队开到左中棠的管辖地湖州北部的长兴，以避开朝意。
这期间，李尽可能的拖，以人力不足，等种种困难，“沥陈下情”。
曾国藩回朝廷也相当高明：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之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工作汇报
事事商量，虚心求教
李鸿章到上海后，虽和曾国藩分处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与曾国藩交流。凡事都与曾汇报，敬求训示做主，乞钧示 乞核示。曾国藩则在信中淳淳教导。
比如上海的洋人问题：
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
曾国藩指示：
与洋人交际，......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懂得力争，摆事实，讲道理
同治二年，曾国藩因需调黄翼升入淮，李鸿章因正攻打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以参办为威胁，李仍不为所动。曾只好作罢。
然而，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曾国藩，一面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芊芥致伤天和。可看出李的情商很高。
懂得解决领导难题
李在上海竭尽全力为曾国藩提供饷源。同治二年，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得曾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言。
-- 参考《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战天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