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是个要强的女人。听妈妈讲，大姨在年轻时，在我们县的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她做的是拉煤的工作，一车车黑黝黝发亮的煤块被大姨拉到燃烧的炉子旁，那时候场子的路还不平坦，有很大的上坡，如果再碰上下雨，那地面就又滑又崎岖，可这些困难在大姨眼里从来都不是事，她永远比厂子里拉煤的男人拉的快。大姨曾自豪地跟我们讲，她拉的煤车从没翻过一次。我没拉过车，更没在雨中拉过装满煤的车，所以大姨的这种自豪并不能带给我额外的敬佩，我只是觉得她有点厉害。

我觉得大姨也确实是个要强的人是在于她的嘴。大姨脾气不好，大约像她这样出过苦力的都这样，她很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凡是她觉得不顺眼的事情都要争一争，辩一辩，继而又成为吵一吵。据说，她与邻里的关系很差，几乎都吵过嘴，当然，这些我没有见过。我只是知道，有一个本家与她几乎要势不两立了，有一年我大表哥回家去看望这个本家遭到她的反对，她不想我表哥去，因为觉得表哥去就代表她在这场冷战中输了，她不想输，更不服输，但是最后表哥还是去了。我觉得这件事对大姨是有影响的，但是至于她是不是输了，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见过年轻的大姨，当我出生的时候，她应该已经快四十岁了，而我记忆中的她跟煤块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她皮肤不黑，甚至挺白的，那张脸不光滑，不漂亮，而且还有很多雀斑，脸上的肉松弛的垂着，满是岁月的沉淀，皱纹深深的刻在上面，是岁月的尖刀划过的痕迹，她眉毛浅而短，像极了书法中的一点，她习惯的皱眉，两眉之间皱成了一个明显的川字，但好像比川还多了几条竖线，一直令我费解的是，她在笑得时候那“川”字还挂在眉间，我想要模仿，却一直模仿不来，甚至让我怀疑那是不是刻的。大姨身材矮胖，有点点驼背，但是她走路带风，并不因为腿短而失去了速度，总之，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当我到县城读书的时候，大姨已经是退休工人了，她与我大姨夫两人生活，表哥远在北京工作。退休的大姨并不像有些人一样觉得闲的寂寞，她倒是玩的很开心，我记得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白羽路的老年活动中心，跟和她一样退休的人们打乒乓球，大牌。大姨曾带我去过一次，我看她在球场上也是英姿飒爽，扇球，扣球打的很流畅，力度也很大，她也在家里的二楼搭了一个乒乓球台，可是毕竟家里只有她与我大姨夫，又经常是不用的。大姨大扑克牌有个毛病，如果和她搭档的出错了牌，她会埋怨几句，输了呢，也会埋怨几句。她不想输，确实是她的性格，可由是几次埋怨，大伙也不太愿意跟她搭档。

大姨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比较霸道，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年轻的时候，她支撑起了这个家，姨父身体不好，做不了重活，可以说他们家就是大姨一车一车煤拉出来的。不过好在姨父这个人并不是很强势，他也充分理解大姨的辛苦，他不怎么和大姨争辩什么，大姨要做什么他也就照着她的意思去做，姨父是个有智慧的人。

大姨虽然不像个家庭主妇，但是却烧的一手好饭。我刚到县城上学的时候，大姨经常叫我去她家吃饭，她做的扯面很好吃，她曾经因为粗心大意让我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害得我大哭一场，我本来已经不打算原谅她了，可是因为她做的一碗扯面我就已经投降。有一年暑假，我在县城学美术，就住在她家，那个暑假我胖了好多。

大姨身体不好，又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北京，她是相当的孤独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大姨夫陪着她，而大表哥并没有怎么回来，即便回来，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对于自己的母亲，有很大的亏欠，起码我是这样觉得的。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看望她，她抓住我的手不放，那情景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我不是他的救命稻草，我不懂医术。面对着已经不能说话的大姨，我无可奈何，我也是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一个如此倔强的大姨终究对抗不了命运。她的手是热的，也很有力量，可是生命的油却真的烧尽了。

在外婆去世不久，她也去了。我现在还没有到她的坟头烧过一张纸，磕过一次头，而她坟头的草怕也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