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难辨。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ǎn ài），即为小人。故群誉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复郭筠仙）
这段话，讲的是管理的艺术。
总体来说，管理学很难，尽管某些相关科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经济学、金融学等），管理学作为整体还是一门艺术，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和诗人一样，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很难被AI取代。
在曾国藩看来，管理学的难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一切皆模糊。大是大非容易辨，但是似是而非难辨。而在成人的真实世界里，绝大多数管理决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绝大多数的人似奸而忠，似忠而奸。每个成年人做任何事情，都能找出借口和理由，每件成年人做出的事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第二，知人最难。只面试半个小时，怎么知道这个被面试的人能否胜任某个工作？怎么知道他/她有潜力成为十年后的领袖？平时老实勤谨？怎么知道此人在连续胜利后能继续老实勤谨？怎么知道此人在手握重权后不起杀心？
第三，晓事也难，但是比知人容易一点点。两难择其轻，晓事是更好的着力点。努力多读书（比如《资治通鉴》），努力多做事，阅历多了，徐徐开悟，也就多少明白事儿了，商业判断也就多少平和公允了。
第四，不晓事，君子也没用。错就是错，好人也做错事：“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
第五，对事不对人。综合第三和第四，还是以对事不对人为妥，以成事为第一。先别忙着定某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简单处理，看人先看事儿，看他成事的能力：“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为小人。”
以上五点推演之后，曾国藩开始群居守口，遇上大家一致夸某人或者一致骂某人，绝不附和。
居高位者，做管理的人，职责就是两个：第一，知人善用；第二，懂得做事的规则和逻辑（晓事）。“晓事”，更是管理的根本——不讲规则，不讲逻辑，无论怎么做事，都是错。能够做到这两点，就是好的管理者（君子）；做不到，就是坏的管理者（小人）。但今天能做到，明天可能就做不到；早上的董事会上能做到，下午到工地可能就做不到。
曾国藩对于“居高位者”，可谓深有体会——大是大非，黑白分明；但黑白分明的事是少数，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多处于灰色领域，实际做事的人面对诸多困境，是非成败，都在变化。
在成事这个领域里，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曾国藩所有重要观点。针对这一段话，我也理解曾国藩的苦衷，知人难，人心变得快，老实和尚不老实，正人君子办傻事（连续办傻事），特别是在末世。但是，我还是反对他这个观点。此观点突破了他成事方法的底线，是他的污点。
我还是坚定第认为：人先于事，宁用朴拙君子，不用聪颖小人。当然要有业绩文化，但是更要先讲价值观文化：业绩不向辛苦低头，价值观不向业绩低头。否则，一个团队里必然有相当比例的小人。小人不惜使用降维攻击，业绩文化越强，小人使用降维攻击的的可能性越大，小人胜出君子的概率越大，小人在团队高层中的比例越大。这样的团队，成就的事功越来越大，控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战车被能干的小人们绑架，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翻车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末世，成事的人容易求速效、看短期，容易忽略对于朴拙君子的培养，容易向聪颖小人和降维攻击低头。这种心态和实践也加速了末世的败亡，曾胡左李的晚清中兴之后，再也没出现像样的成事人，大清很快也就在内忧外患中烟消云散。
这条用人原则或许对曾国藩去世之后晚清的速朽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成事》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