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和7月18日，阳泉市档案局为了按期高质量完成国家档案局重点保护与开发项目《保晋档案史料研究》（上中下）的编纂工作，张瑞萍副局长和执行主编张凤瑞老师等一行四人两次专程来到盂县，召开征集挖掘20世纪初发生于阳泉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争矿保矿运动中涉及盂县人、事的相关史料收集研究工作动员会，笔者受邀参加了会议。因盂县与平定、潞安、泽州都在福公司与清政府签订的开办煤铁合同的条约里，保晋公司成立后，基本上条约内的其它地区都成立了分公司，而唯独盂县未成立分公司，在保晋运动及保晋公司成立30年的运作过程中，各种资料记载都比较丰富，却鲜有涉及盂县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犹其是保晋公司成立后的相关记载及人、事方面的研究文章。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一掠而过。此事引起编者关注，面对诸多困惑。本文试图作些挖掘、探索、解读，欠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事件起因

1898年，英国福公司通过与山西巡抚胡骋之签订《请办晋省矿产借款合同》五条、《请办晋省矿务章程》二十条，以及与清政府总理衙门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务章程》十九条等，取得了盂县、平定州、泽州（晋城）、潞安府（长治）与平阳府（临汾）煤铁开采与筑路权。合同签订以后，山西人士，鲜有知者。1903年，福公司兴修道清铁路，正太路亦将动工，该福公司始派矿师来晋测勘。一开始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查照合同规定调度矿务各种事务。继任巡把张曾易，函咨商部称晋省与福公司原定合同，损失权利甚大，请作另议。第二年，山西绅士渐知合同详情，一致认为有争矿自办的必要，在日本留学的山西学子得知此事后率先发起争矿动议，山西学界及时跟进，奔走呼号辗转宣传，全省响应，争矿之风，日见扩大。1905年，山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争矿运动，广大市民、大中学生、爱国绅商等纷纷参加，强烈要求夺回矿权。阳泉人民，尤以平定士绅，表现极为瞩目。1907年春，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总公司（简称保晋公司）在太原成立，经不懈努力，于1907年12月与福公司议定：保晋公司以白银275万两赎回山西矿权，1908年1月20日与福公司订立了《赎回山西盂县、平定、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之合同》12条，在同年2月15日由清廷正式批准生效。

二，福公司觊觎山西财富，盂县首当其冲

在十九、二十世纪，煤炭一直是工业革命发展社会前进最主要的动力源，谁控制了煤炭谁就控制了经济发展的命脉，犹如现在美国的霸主地位由美元控制中东石油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一样关健。

山西煤炭贮量丰富驰名海外，源于1870年至1872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二度来华，在山西勘察煤炭矿产资源情况之后，在上海发表了《中国旅行报告书》，称山西的煤炭贮藏量约有6300亿吨之多，取之不竭。由这本书揭示的巨量宝藏使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攫取之意。针对东方大国山西的能源，1896年英国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 Limited）便目标明确地成立了。

1898年，受福公司所托，英国人宿克莱氏来盂县调查，报告中曰：“盂县铁炉六十，每年作工二百五十日，每日每炉陈铁·五百斤，每年所得吨数四千五百。”清代光绪版《盂县志》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县在牛村、白土坡、南流、赵家垴、清城有焖铁炉8座，年产生铁4500吨。《山西矿务志略》曰：“自五渡村以至牛村，矿坑遍地有之……查盂县东南各村共有炉厂一百五十余座，以清城镇为中心点。”

清末，盂县的冶铁业与铸造业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全县共逮有炉厂150多座，其中清城的铸造技术和生产规模为最，是中心点和主要基地。当时全县及阳泉、平定等地的生铁、熟铁和铁铸产品大都要在本村集中，统称“清城铁货”，以同一商标统一批发，有大铁店8家，字号分别是：“福长店”、“天盛店”、“万和德”、“义长隆”、“福蔚恒”、“隆盛永”、“玉思店”等；冶铁业有5家，字号为：“三和庆”、“源隆永”、“源生永”、“永牛公”、“天源公”。另外还有小型铁匠炉5家。产品远销至内蒙古、绥远、河北、山东、河南、晋北、晋中等地产销两旺，赢利甚丰有“日进斗金”之说，被誉为“三晋旱码头”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矿业志》载：“民国五年（1916）山西全省产铁7万吨……盂县5000吨，占到全省铁总量的14％”。这一产量，居山西七个产铁基地的第二位。

当时，盂县不仅制铁业发达，采煤业也在全省各县靠前。清光绪《盂县志》载：“晋阳北山多煤产，而盂邑一境所产尤多。”1898年，县厘金局统计数为13514.53吨。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知道福公司在与清政府签订的《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务章程》中盂县为什么首当其冲，以一县之建制与当时的平定州、泽州、潞安府、平阳府等府州建制地并列同在了。

三，保晋风云兴起后的盂县学子

1905年农历二月，在正太铁路即将开通之际，福公司即派人到平定、盂县一带勘察矿界，向山西商务局提出，矿权应由该公司专办，不论外地人或本地人，一律不准开矿。福公司在平定蛮横的划地圈矿行径和政府软弱顺从态度首先激起了平定人民强烈愤慨，当地士绅张士林、李毓惠、黄兰溪、黄守渊、池庄、刘焕斗、赵熙庭、康士升、孙桂岑等人联合群起抗争，成立了保艾公司作为争矿斗争的常设机关开展活动。为取得社会支持张士林亲自写信给留日平定籍学生冯司直陈述家乡发生的争矿情况，由冯向在日组织山西同乡会作了通报，同乡会核实情况后，向国内写了《敬告乡民公启》。时报在1905年12月8日至21日连载发表。号召民众背水一战，力争矿权：“此事若争之亡，不争亦亡，与其不争而亡，贻千秋顺民之羞，何如争之而亡，留廿世亡国之念。”国内各大报刊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引发了朝野内外的广泛关注。

留日学生之“贻千秋顺民之羞，何如争之而亡”的呼吁，鼓舞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志，争矿运动由平定发起，海外响应，漫延到了省会太原。山西学界，山西大学堂、中学堂的学生率先行动，纷纷罢课抗议，开会发表宣言，要求收回矿权，山西大学堂还派人到平定进行了实地调查，又派代表根椐万国公法向英国人交涉。太原《晋阳公报》发表大量文章，遣责福公司夺我矿权，全省商学界争矿斗争始形成高潮。

而此时正在山西大学堂读书的盂县籍学生在西斋就读的学生有城关镇南关人王学曾、凌井镇（今属阳曲县）人张礼寿、上社柴庄人赵新铭等，12月20日，他们积极参与了由山西大学及师范、武备、农林、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呈送给清庭的抗议信，共有287名学生联名具禀，包括山西大学堂西斋学子77人。

因王学曾、张礼寿多次积极组织联络省城各校同学参与保矿护矿游行示威活动，被推举为了学生代表。

在争矿运动爆发不久，福公司总董哲美森专程来太原交涉开矿事宜，山西商务局在太原海子边设宴招侍，省城学生闻讯，又及时组织千余人上街游行，到海子边示威，抗议英方掠夺山西矿权行径，不少学生情绪高涨，一拥而进，哲美森见势不妙，钻在桌子底下躲避藏身。山西商学界力争废约的举动给了英方福公司巨大压力。

福公司在多次谈判未果的情况下，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决定暂时放弃开采盂县、泽州、潞安、平阳四处矿藏，只开平定一处。清外务部认为“已到尽头、合同俱在，万无不认之理，若仍以空言搪塞，不持终归无济，必致枝节横生，即希熟权轻重，劝谕晋绅”。指派潘礼谚赴平定筹议，应付福公司购矿办法。

1906年9月20日，潘到平定，邀集城乡士绅至署，连日筹议。以张士林、李作楷、黄汝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平定士绅以“晋省人均未承认，平定何能独认”并提出了多条不认的理由反对福公司在平定开矿。

1906年10月，低王学曾两届的校友，留日学生李培仁愤志蹈海，更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人民的愤怒，26日省城开会追悼，空巷万人参加，各学堂停课两天公议办法。28日山西留日同乡会开追悼会，11月4日由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召开大会，是日同盟会领导章太炎、胡汉民参加，并有十八省留学生代表依次演说，景定成详述晋矿巅末及对付方针。此时的王学曾虽然己经毕业，但一直居住在太原，积极参与商学界的争矿运动，继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15年1月，王学曾跟随蔡锷在经界局任职，1915年12月袁世凯窃国称帝，1916年7月经界局撤销，王学曾离京回到太原，后任教于商业专门学校，兼改山大学生作文卷，同时担任山西总商会主要负责人。1919年因感染肺结核，不幸病故于太原，年仅36岁。

在争矿运动中，已经30岁，原1902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斋的盂县清城籍学人潘万钟积极在太原投身学生运动。与同学们一起上街集会、演讲、游行、张贴标语、印发传单，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急先锋，也为争矿运动贡献出了一己之力。争矿运动结束后，潘万钟继续留在省城，从事教学工作。1920年潘万钟又受聘为保晋公司晋城分公司经理，投身于管理工作十年，这是后话。

四，制约盂县缺席保晋公司的关健节点，交通

清政府与福公司成功签订《赎回山西盂县、平定、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之合同》后，保晋公司以令人瞩目的地位登上了历史舞台。平定州、大同府、泽州，寿阳各分公司也相继粉墨登场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寻不到盂县二字的影子。

民国六年（1917）一月，保晋公司改定公司组织法，分设采煤、制铁、营业三部，派人调查平、盂、昔三县铁矿。此时已距公司成立近十年之久，还是看不到写有“盂县分公司”之类的文字出现。

早在1908年呈部立案又于1918修订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章程》第四条就已写明：晋省各种矿产到处皆有，断难同时并举，拟先从矿产最富、开采较易之处入手，俟基础稳固即可推及全省。这是保晋决策层根据实际情况立足现实的考量制订出来的，奈何当时中华大地战乱频频，国难多舛，基础稳固一俟无期。

在成文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之后的《保晋公司经营概要》第一章第二节的“交通”一节中，笔者终于发现了写有盂县字眼的文字。它赫然排列于首段：“阳泉既处于群山之中，北至盂县则山路崎岖，溪涧纵横，前虽有兴筑荫营、平定矿路之议，迄未实行”。此时，距公司成立期已过26年之久。

“北至盂县则山路崎岖，溪涧纵横”时光已走进20世纪了，盂县还这么封闭。寸心一紧，盂县的前身仇犹古国灭亡之景立即出现。《韩非子·说林下》中有：智伯将伐仇犹，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犹之君，仇犹之君大悦，除道将纳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纳也。”仇犹之君不听遂纳之。赤章蔓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犹亡矣。

路殇，盂县受制于交通的命运何其沉重，自古亦然，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日军侵华，日寇的铁蹄踏进盂县，为了战略需要才修通一条阳泉至盂县的简易公路。

我们没理由埋怨当时的保晋公司不在盂县成立分公司开采煤铁助力盂县经济发展，因为交通运输条件的好坏对一个公司及至一个地区经济所起的作用十分关健。交通条件好，进出方便，产品就容易外销。反之，交通条件差，外来的先进思想理念、科学技术引入就会相对滞后，导至本地区的产品外运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也相对就减弱了，这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还具有循环的因果作用，也就是新经济地理学中所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指出：“查晋中大利，以煤、铁各矿为最，迭奉瑜旨饬令开办。顾欲兴矿物以扩利源，必先修铁路以通运道。”石太铁路开通，历史选择了小镇阳泉为站，保晋公司也就必然选择阳泉为立足点了，发展机遇惠顾阳泉，阳泉崛起是历史的选择。

如果让时间停止，我们也许会为盂县经济发展因交通受制而黯然失色感到心痛，但时间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进入2009年4月1日石太客运铁路专线途经盂县开通。现在阳大铁路从盂县起经阳泉到大寨一级铁路工程也已竣工在即，把盂县和阳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盂县人默默做了足足百年的铁梦终于梦想成真，从清末起历经民国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才得已实现的铁路大交通梦是国家发展最有力的见证。是强盛的国力为盂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盂县受制于交通制约的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五，盂县鲜见保晋公司股份的原因分析

1908年，持续10年之久的争矿运动尘埃落定后，保晋公司也终于厉尽波折应运而生了。19世纪后半期，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致使单个的私人资本已经容纳不了社会化的生产力，于是几个乃至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私人资本以资本入股发行和认购股票的形式组成的股份么司便迅速发展起来了。进入20世纪，这种先进的公司运作方式，很快就获得了保晋公司以渠本翘为首脑的一干人物的青睐。

公司股本，按章定为库平银三百万两，每股五两，分为公股及商股，公股系各县捐经官厅发充股本者，商股系绅商各界向本省、外省募集之股。原定大县三万两，中县一万五千两，小县一万二千两，另提出榆次、太谷、祁县、平遥四县特别办理。此外，复由汇兑庄向外募集。惟当时风气未开，对于新创实业，多抱怀疑，虽经竭力劝募，迄未足额。流计先后所募银两及接收寿荣、晋益等公司股份，连同亩捐，共收股本银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八百零六两六钱，填发股票折计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五十五股，股东户名三万四千余名。

笔者查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在所列公股中并未找到有盂县认购公股的记录，在绅商各界认购商股中，也没有找到明确标明盂县籍绅商认购商股的记录，仅于1930年公司统计的各矿工人籍贯表中发现有盂县籍工人340名占全公司2884名工人的7.3％，在各县排名中居第二（平定为730名其余均为外县外省工人）。也就是说仅有盂县的平民（人力股）受生计所迫参与了保晋公司的整个运行过程。而盂县籍公司管理人士潘万钟经理是主要参予管理晋城分公司，也应持有一定比例的管理股才合逻辑，但因未查到相关记录，不能忘自猜测，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盂县籍人士持股，也因未查到而忘自猜测。

盂县与平定山水相傍唇齿相依，保晋公司在运作过种中盂县的公股和商股的零股份壮况发人深思。

盂县应投的公股，为什么没投？

笔者从1908年盂县的知县是谁查起，带着这些疑问查阅了相关史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1902年义乌人潘松任知县，1903年武进人陈重威任知县，1904年夏潘松复任知县，1904年冬陈重威复任知县，从02年到04年潘松轮流执政的记录看说明盂县官场当时斗争十分激烈。但是1905年起至1909年根本没人任何人担任盂县知县的任何记录，陈重威是否在任不得而知。1910年开始舞阳人董鸣玉才又到盂县出任了知县一职，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行将闭目之壮，至使盂县公股缺席保晋公司应该是主要因素。

1912年民国建立程重威才又开始复出担任盂县知事官职。1908年，一县无主。保晋公司若到盂县募股自然而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换一种思路，如果1905年至1909年陈重威一直在任，他不支持与主张，入股之事也无从谈起。

那么，当时的盂县有没有绅商呢？答案当然是有的，且列一二。

当时闻名于晋省的“晋商三蒂莲”，素有“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之说。盂县李氏家族就被冠以了“晋商并蒂莲”。

士绅孙家庄镇乌玉村李氏家族的李嘉谷、李嘉瑞兄弟二人以工商业兼农业的联合经营方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创建了以“万”字为名的工、商及金融行号业近30所，收益日进斗金。被称为晋东四县（平定、昔阳、盂县、寿阳）的首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打到北京，8月15日晨，慈禧带着光绪帝仓惶逃出京城，为掩饰狼狈美其名曰“西狩”。西逃途中，在太原亲自召见富甲一方的盂县人李嘉谷，让其为国家捐助些银两，李嘉谷慷慨解囊一次就奉献了一百万两白银。慈禧感激不已赐赠李扇形牌匾一幅，上书“护国员外”，晋省官府亦赠了“积公好义”牌匾以示褒奖。李家一时享誉南北。

以京城为例，明清之际晋商在京城设置会馆30余处，盂县就有会馆4处之多，由此可窥盂人在京都从商概貌。据统计光绪六年（1880），盂人在京商号已达65家之多。

笔者思忖若指盂人“对于新创实业，多抱怀疑”恐与实际不符。

或许盂县士绅是在等待保晋公司开办煤铁公司再行投资认股亦非不可能之事。1907年至1917年日本派遣一千余名专业学生到中国勘查国情与矿产资源为侵华作准备，1920年东亚同文会出版的《山西省志》中把盂县众多的煤矿、钱铺、商号记录的十分明确，亦可知盂县之士绅确实不少。只是盂县人并未等到保晋公司来盂县开办煤铁公司，才没有一户士绅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吧。或许当年保晋公司也曾来过盂县募集股资，但因确少地方主事官员牵头斡旋而至流产，因无明确记录，不能忘自猜测。而保晋公司在筹集商股初期，以渠本翅为首的公司领导班子，其人脉多在省会太原各地绅商，而盂县绅商又不在其圈内，自然就无从募起了。

直到民国26年（1937），盂县郑祥嘉等人与保晋公司才合资准备在石店开办煤窑，试图炼焦供应保晋铁厂，可叹刚开始生产不久，即因日军入侵而停办。

昨天已成为历史，无论查找出什么原因，也改写不了当时的保晋公司股份中，盂县及盂县士绅鲜现保晋股份的事实。

当然，笔者也不能就此即断言保晋公司所有股份中没有盂县公股和商股的结论，因为笔者能查阅到的资料有限。期待其他感兴趣的学者能有所突破和发现。

六，保晋公司里的盂县人

保晋公司与盂县近在咫尺，所以公司中盂县籍人士还是很多的，本文仅介绍两位曾经在公司中比较瞩目的人士。

潘万钟，（1875一1935），字养泉，乳名曰德，盂县清城乡下庄子村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考，万钟在太原中秀才。时新学兴起，万钟为求继续深造，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斋，攻读经史文学。争矿保晋运动暴发后，潘万钟积极参与其中，前文已介绍过，此处不再赘述。宣统三年（1911），潘万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国民革命，在山西筹集粮秣、军需等物资，搞后勤工作。中华民国成立后，潘万钟于民国2年（1913）出任太谷县知事，在职不满二年，调任汾阳县知事。在职三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曾自解私囊，修理县衙的房舍，善行益德，颇为人民称颂。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祸国殃民，万钟目睹国弱民贫、民生困苦，深感自己为政数年，不能为人民兴利除弊，实实有亏职责，于是绝意仕途，萌出了另谋他就的念头。民国7年，潘万钟先是担任了太原女了师范教师，企图尽自己微薄之力，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以期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民国9年（1920），潘万钟怀着以实业救国的愿望，应聘出任“晋城保晋公司”煤矿经理。在职9年余，宿星夜寐，惨淡经营，但限于当时设备、动力太差，交通条件恶劣，生产销售受到严重的阻碍，以致形成停滞状况，更兼民国19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果阎冯败北，晋钞贬值（1元晋钞只折合法币5分钱），晋钞与银元的比价由1929年的1：1跌至1930年的13：1。全省工商业赔损倒闭者很多，晋城保晋公司也因之关闭停业。潘万钟的宏图夙愿未能实现，不得已只好向晋城保晋公司提出辞职。民国19年他携眷回到祖籍清城。潘万钟自幼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尤精通医学。回村后，他没有颐养天年，而是多方购置医药器材，开设家庭诊所，为乡民治病。他对医治伤寒、疟疾、喉疼等颇有心得，且有验方，疗效极好，故四方求医者，络绎不绝。民国24年农历十月，潘万钟病逝，终年60岁。其生前著作颇多，绝大部分毁于战乱和文革当中，片纸无存。

　侯富山（1907-1977），原名侯丰利，乳名大秃，盂县西烟镇西烟村人。出身贫苦，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12岁到阳泉铁路警察所当小差役，后入平定教会小学读书。1924年入阳泉保晋公司熔化厂当徒工。1926年9 月，在阳泉保晋公司（现阳泉钢铁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任中共阳泉支部组织委员。1927年4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王保贤到保晋铁厂组织“黄色工会”，当时担任中共阳泉支部组织委员的候富山坚决执行支部的决议，组织工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赶走了王保贤等人，受到中共山西省委的通报表扬。1927年5月，保晋铁厂建立工会，候富山当选为会长（主席）。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他被当局通缉。后到太原向上级汇报工作，省委让他暂留太原。9月10日，被国民党逮逋。1928年2月，被阎锡山的特种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又以在狱中搞“赤化”为名，判处死刑，又改为无期徒刑。在狱中，他和马林、王世盖等共产党员建立支部，3次组织反对克扣囚粮、要求改善政治待遇的绝食斗争。1931年春，山西第一监狱狱中支部支委。1934年8月，被转移到山西反省院，又与马林等人建立支部，发展学员，继续斗争。1935年山西阳泉煤矿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政治主任。1936年9月，阎锡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其他政治犯被释放。出狱后，党派他到山西省军政训练班学习。1937年2月，因病回乡休养。此间，他遵照省委“积极发展组织”的指示，在西烟镇介绍候学元、马志武、杨三青、王洪贵等人入党，带领4人庄严地举行入党宣誓，建立了盂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 同年5月，经组织批准，和杨秀锋、张翰丞一起到大同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9月，大同失陷后，被派往阳泉任牺盟会特派员。10月30日阳泉失守，他同何英才、王凤山等组建工人武装自卫队，在平定、阳泉一带开展游击抗日。以后，这支武装自卫队发展到2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独立游击第一支队任副队长，转战在太行山区，历任太行区党委农运科长，太行区一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太行区六地委组织部长等所。1945年初，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长。1947年3月，调到晋缓解放区，先后任七、八地委副书记。晋中三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纺织工会主席，天津市任三区区长，广州市委中区区委书记。广州市委监察局长、监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市委常委等职，1966年3月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批斗。1962年12月任政协第三届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 。1965年2月任第四届广州政协副主席。于1977年5月20日逝世，享年69岁。 　

保晋公司总部所在地在阳泉，虽然相信还有很多在保晋公司工作过的盂县籍人士为保晋公司的发展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收集困难，所以挂一漏万不可避免。

期待更多学者能加入研究、探索这方面工作的行列以还原历史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