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的职业是“开山”，就是给大队里的石膏矿采矿，然后卖给石膏厂，给集体增加收入，个人挣工分，年底以工分算钱。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吃过晚饭后，父亲拿出记工分的表，把他们那个组一天的情况做个统计，出勤、出了多少矿、谁请假了，这类的。记得他们那个班上属他年轻，那几个伯伯都比他大。小时候翻看户口本时，才知道父亲的“文化程度”那一栏中写的是“高小”，很长时间以来，不知道“高小”是个什么文化程度。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所谓“高小”其实是高年级小学学历，就是五、六年级的学历。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大致能写别人的名字，会记工、算工分，后来甚至还能读报纸，也爱看《新闻联播》。
我一直奇怪生于解放前的父亲怎么会识字，我们家几代贫农吧，不会有闲钱让他上学。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解放后上“扫首班”识的字，很多年以后他还记得梳着麻花辫的老师用教鞭打手的事，后来说啥也不去上学了。
扫盲运动的背景，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全国展开扫盲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父亲上的“扫盲班”，对于父亲来说，“扫盲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变化。
一是能简单作文字工作。如记工、算工分，和那些与他一起干活的伯伯们比，算文化人。据父亲说，年轻时当过一年大队长（就是现在的村主任），因为不爱管人，干一年不干了。这经历应该和上过高小有关。
二是相信书本相信科学。能读报纸，遇不会读不会写的字会查《新华字典》；在家里承包葡萄园那些年，买了不少葡萄种植的书，在种葡萄过程中碰到啥问题，向书本中找答案，其中一本被他翻烂了，显然奉书为师。而且父亲种葡萄的水平的确可以，在村里数一数二，地头邻居们常来和他探讨种植手法，也算个“土专家”。去年疫情期间，父亲告我们“听国家的，不让串亲戚就不要串了”。
三是对未知事物不轻信。他的一个儿的玩伴入了天主教，一度邀他一同加入。把上帝说得无所不能，说得口吐莲花，手舞足蹈，上帝能这样能那样的。父亲淡淡地对那个伯伯说：今年雨水多，葡萄烂的多，不好卖，让上帝帮咱们把葡萄卖了呗！那个伯伯后来再没和父亲提上帝的事。而且几乎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以农民的朴实纯朴实实在在过着自己的每一天。
应该说，解放后的“扫盲运动”改变了如父亲这样一代人的命运，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