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与受聘为清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该使团于1868至1870年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著《初使泰西纪》记下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观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可以深长思’的东西”。
1870年，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委任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为天津教案事赴法国“道歉”。时值巴黎公社革命，内乱使他长达一年无法完成任务。期间，崇厚带人赴英美小游。游览之余，考察学习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崇厚使法日记》成为“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珍贵记录”。
1870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等洋务派官员多次奏请遣使外洋。在李鸿章看来，派使臣出洋，不仅对交涉有利，同时可对“各国兵制、船政、军火、器械……探赜索隐，若能深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
此后，清政府派出的外交官们大多在日常工作之外，承担了游历考察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