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并不是要消除什么症状，也不是去满足来访者对幸福的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被抛入这个世界，无法选择在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没有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在这对父母、这个家庭、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出生。我们只能接受它的存在、愿望和最后的消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去塑造和重新看待它。
这个讲法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也有和存在主义类似的面向，我觉得这是精神分析的自由面向，这意味着一种道德立场——对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对塑造自己未来的东西负责。
分析家远远不止是一个研究者或一个 “中立 ” 的观察者。他共情来访者和他的问题，是一个听见他存在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精神分析并不是要消除什么症状、也不是去满足来访者对幸福的要求，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伦理话题，而不是像美容一样，给来访者一个你很正确、你很辛苦的表现。而是帮你深度看见自己的欲望边界，找到你自洽的一面。这个时候你还是你，但你肯定会充满对自己的慈悲，拧巴的东西会大量减少。
二、精神分析的自由面向
精神分析的工具很简单，自由联想、解释，再加上个移情，或者叫转移。早期精神分析是躺椅式的，这个和弗洛伊德、布洛依尔他们的医生身份有关，他们是给有钱人上门治疗的医生，而且一开始治疗的多是癔症病人，躺在病床上。后来这种传统有一定的传承。但躺下和不躺下，其目的都是自由联想和退行，形式没什么本质区别。
很多人可能觉得精神分析过分节制，表现就是分析家不说话。不说话这个情况需要分辨，不说话不能是不在场，分析家需要在那个时空在场。很多人去诟病不说话的点，是因为分析家那时候可能不在场了，分析家不知所措了，硬生生地装成一块白板，美其名曰增加来访者自由联想。我只能说这样的分析家把某些过时、不合适的东西上升为宗教崇拜、神圣指令的位置，这样的理念会把分析家和来访者的关系变成一种地位对立的关系，这是带有二次创伤的，这是分析家自己的个人问题、混淆现实和幻想的问题。分析家是中立的，但不是粗鲁、不是野蛮的。
很多分析家会因为来访者的一些现实需要而胆战心惊，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比如找分析家借一本书，要一杯水。然后分析家可能去构建里面的移情，要一杯水是要我的爱吗？等等。可能只是因为今天有点热。分析家首先是一个友好的人，是一个正常人的位置。移情也罢，正常的带有修正性的情感体验也罢。精神分析本来就是要松弛的，言说是非常自由的活动，当来访者有了言说欲望，来找分析家言说，来访者做长期分析也好，还是短期分析也好，还是就好像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匆匆来过一两面也好，都是他的人生，分析家能决定什么吗？不能决定。分析家如果坦坦荡荡，为什么要紧张于来访者的那些邀请和请求呢？
精神分析的自由面向和当下的主流心理咨询是不一样的，有一条难以逾越的裂缝。主流心理咨询流派普遍技术非常多样，真的是工具库的感觉。把主体当成客体去解决所谓的症状、症结，外科手术式的，多少疗程要达到什么效果。这些没有什么不好，确切地说，这些非常好，有效果，很重要。但除了心理病理学、精神病理学的建构以外，还有人作为主体，挖掘欲望、坚持欲望的享乐和需要。这个是很伦理学的范畴。幸福快乐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人不是只会追去快感的动物。有的人放弃了物质生活，全身心去研读《红楼梦》去画画，或是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去做这些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快感，还有别的东西。我们总是被一些能指铆钉在某个位置，自得其乐地在那个位置，这没有违反什么善的道德，这只是一种属于那个主体的存在方式。主体一定会被迫丢掉什么东西，附着在丢失之物的能指各有不同，这些能指决定了我们不同的存在方式。尊重这些存在方式是人性化的体现，这也是精神分析的自由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