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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去依附》
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
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 20 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 21 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
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
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 96 ％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因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
大部分后发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殖之所以被发达国家赞赏，乃在于虽然后发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了政治主权，却任由原殖民者继续控制其主要经济部门，因而没有可能在经济上完成解殖，随之，则势所必然地跌入发展陷阱；反过来却被本国精英及其外国主子嘲笑为没有彻底“西化”……
国民政府在 1948 年有一个重大的改革，也是在美国人从来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的善意帮助下进行的——借入 4800 万“美金”作为货币发行依据，这就实质性地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名义”主权货币体系。但是，这种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 4 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随之恶化了长期通胀，从而导致军费占比达 80 ％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于是现代金融与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白条就可以了。当年战争时期给农民打的白条，直到 2007 年发现还有没还上的。虽然这些事情在理论上都有深意，却不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法眼”。那，中国故事从根上就很难讲得好。
新政权一方面靠回归传统农业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靠增发现代货币换取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城市政府压低了城市物价并且反过来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于是，到 1950 年下半年就把 1948 年民国金圆券改革造成的恶性通胀危机初步平定下来了。
负债在中国的直接表现就是赤字——外债只能国家财政偿还，于是 1974 年中国财政赤字超过 100 亿元、 1979 年突破 200 亿元——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的、引进西方外资造成的财政赤字危机连续爆发。不仅中国，大部分接受西方投资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都在 70 年代出现外债压力过大造成的国内危机；只不过因为中国自己跳出来了，所以这个 70 年代后期的危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为拉美“债务陷阱”。
改革既不是精英拍脑袋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无聊文人从西化教科书照搬来的。实质上是勉力应对危机、尽可能防止其硬着陆的对策。对策合适则危机得以软着陆，制度成本被暂时掩盖：不合适则硬着陆，制度成本爆发引起社会动荡，此时若还能维持得住，就随之会做出硬调整。
外国资本来了，财富和收益都不是中国的，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社会冲突，却都是中国的。
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式金融资本扩张的道路，因为中国的人民币不是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也就没条件像美国那样占有国外廉价制成品和资源的同时直接对外转嫁金融资本的制度成本。于是，国内巨额货币增量客观上促进了虚拟部门的扩张和金融风险的累积……
自然多样性在城里有办法体现吗？比如说上海这个中国的金融中心恐怕就没有条件体现，这是一个地面不断沉降的城市，无论那里的金融市场集中了多少暴富者，也克服不了大自然与大城市的互相伤害；遂有各类大咖们“跑路”，以及跑者和跟跑群体对自己没跑之前的路的揭发批判……
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这个一般性的规律，在 1949—1952 年同样有鲜明的体现；作者在此前关于新中国应对八次危机的分析中就提出的“传统小农经济化解现代化危机”的观点，也同样被 1949—1952 年的危机周期所验证。
在 1949—1952 年这段历史的客观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既作为购买者直接出手减轻经济萧条的压力，又作为商业谈判者调整、压缩加工订货这些环节的利润空间，还作为政治主体清算了私人资本的各种假冒伪劣和官商勾结。如果把此前的打击高通胀和对旧社会遗留人员采取的“包下来”政策也考虑在内，可以说，政府“保、压、打三结合”的手法，贯穿了整个 1949—1952 年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
1945 年抗战胜利，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被战争所压抑的矛盾却加剧反弹，货币调控与反调控成为各派系争夺资源的手段，加之国共内战仍要进行庞大的财政消耗而国民政府却很难再获得英美苏等国家的大额援助，遂使从法币问世就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在 1945 年以后越来越失控，在 1948 年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冲至疯狂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