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是第一个认识到 也在我自己之前 我的《公司概念》一书将把管理建立成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斯隆眼里，那本书错就错在这儿。他感到很骄傲，他也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一家大型公司里设计出了一套系统化的组织架构、规划和战略、评估体系以及分权原则 简而言之，就是一套管理学的基本概念。说句题外话，作为管理的设计师和缔造者，斯隆的工作确实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它不但促使美国的工业界为空前的生产任务进行总动员，而且几乎是在转瞬之间从毫无准备的状态和严重的大萧条中振作起来。毫无疑问，斯隆的工作为美国经济在二战后40年的领导位置打下了基础，日本人将美国的主要经验学到手从而成为经济强国。但是，斯隆认为，“经理人的职业化”是第一位的，“管理学科”是第二位的 而且远远落后于第一位。
回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年代，从那时起就有了相互平行而又彼此独立的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立宪主义：政治（或组织）的治理必须建立在一个清晰的结构之上。这种结构最重要的是使权利交接井然有序和避免暴政。另一种方式则在政治思想史上被称为“君主教育” 最为要紧的是统治者的性格和道德准则。我们一直都很清楚，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我的著作可以纳入这两个范畴之中（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基本上就是立宪主义，而1966年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恰好在艾尔弗雷德去世后几个月出版 则秉承了“君主教育”的传统）。斯隆的博学多识令人吃惊，他对两种传统思想都很了解。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是如何一遍一遍地研读美国宪法，以便为通用汽车以及所有大公司制定出管理组织和管理思想。但是，对他来说，不言而明的是，必须以统治者为核心，由职业经理人作为实践者、领袖和表率。他很快发现，《公司概念》一书非常重要，这也是他认为其有害的原因。他对我说，书中内容会误导职业经理人和学术研究人员，使他们远远地偏离正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斯隆指责我将“管理”置于“领导”之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对其进行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