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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123--《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的基层历史观
2020年3月12日第一次阅读
可读性85分
马伯庸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是确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有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自己喜爱读明清两史，因为再向前的纪录经过太多岁月的粉饰，变的模模糊糊；再向后，又因为讳莫如深，变的倾向明显。但明清则不同，既史料详实又可畅所欲言，但无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是樊树志的《崇祯皇帝传》，无论是张宏杰的《曾国藩传》、还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虽都精彩异常，也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与成长，但总有一个疑问萦绕不去——有些人怎么老出昏招？而他们作为古代政治的精英阶层，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愚人，那为什么这么多明显的错误呢？读了马伯庸的这本，让我稍稍能够体会到这些精英阶层的无奈与困境。不说古人，就在我们身边，也不乏徽州丝绢案的推诿扯皮、婺源龙脉的阶层掣肘、彭县小吏的蜂拥贪婪……细思极恐，导致换代的元代保税与宋代买扑，在办公室里、红头文件上还少吗？
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愤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而其中最为精彩的，莫过《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它讲述着一个坐落于后湖（玄武湖）中的冷门机构——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让我们了解明代的基层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一、玄武湖的前世今生
中华大地上湖泊众多，风景各有不同，假如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一位气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弘大气，宛如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秀美，必然是一位清纯少女……
而在这一群俊男美女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一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一位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
玄武湖，古称桑泊，孙权把她改成蒋陵湖，此后又得名“后湖”，意思是在宫苑之后。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饮马塘、练湖、习武湖等等。期间被数次缩小、改建、造田等等折腾，而玄武湖这个名字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中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恰又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到了明代，则被划为大内密地，严禁耕种、打鱼与闲人接近，玄武湖如今在梁州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有明代黄册遗址文化展，虽然没有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20年要前往观之。（标注1）
二、朱元璋的霸气改革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分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绅豪强的需求要安抚，平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忌——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况与文书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朱元璋针对皇权不下县的历史俗成，却野心勃勃的推出了长达十年铺垫的户籍里甲制改革，让人敬佩。
他为改革设置两个目标：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皇权暂时下不去，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的切割、切碎，分散给更多的人。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听他的，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失。这与在现代制度中，一把手总喜欢开扩大会议如出一辙。
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利，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
三、KPI操盘手的弄巧成拙
里甲制的创意来自刑部尚书开济，开济是洛阳人，是个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考核制度，例如他给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了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工作，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的褒奖。
但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的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上报，以此邀宠。
拿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当然最后因为太聪明，最后就被弃用了。所以说太聪明不是什么好事，就像红杉资本的沈南鹏所说：“自己人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聪明”。
四、户籍制度的步步为营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搞清楚基层的情况，另股力量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 案户比民 ” ，民间就敢 “ 舍匿虚田 ” ；隋唐有 “ 大索貌阅 ” ，民间士子就敢 “ 冒籍取解 ” ；宋代搞 “ 衙前差役 ” ，老百姓就会 “ 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
朱元璋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利用十年的时间，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论，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如果你进入了一个体制内企业或单位任一把手，能否想着循序渐进的，利用十年推行你的政策？大概率不行。不说十年，能有三五年谋划并逐步推进一个政策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开始顶礼膜拜了。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定户籍政策是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压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五、正经歪唱的熵变定律
任正非在华为的管理中，最为推崇熵增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指无序混乱的程度，熵增定律是指在一个独立的系统里，熵一定会随时间而增大，从井然有序走向混乱无序，最终导致灭亡。任正非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类似的规律，企业的发展的自然法则也是熵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乱，并失去发展的动力。”
其实小到一个团队，大到一个国家，熵增定律都是无处不在，更何况，朱元璋的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他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民众束缚的太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
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户籍制度，因为没有随着变化而变化，便开始发生了不可不免的衰亡。大明与现代官场都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虽然到最后有一些制度还被忠实的执行着，可是社会环境一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了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例如黄册到了后期，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册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阁架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色数量接近二百万册。
黄册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样安排的：所有官员和监生相关的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两县补足；笔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可是稍有财务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明代如此，现代亦然，所以KPI必须与他们的职责相对应。
大明就好像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的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的狭窄无比。血液淤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放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里。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都难以避免大明的覆灭，它的覆灭实际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
马伯庸带我们见到了明朝最基层的政治生态，让我们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之难，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他在这本书里，给我们讲到了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的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让我们看的汗流浃背，仿佛就站在梁州之巅，俯瞰大明朝一点一点的腐烂。如果这种亲临感让你联想到了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那我们在用显微镜的细微观察之时，也要记得用历史的长焦距来度量，自己所经历的不过在上下五千年中反复上演，所以确实没什么好焦虑。
“远景心态”也许就是读史最大的收获吧。
2020年4月6日星期一
徐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