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于鄢是郑伯克发小，打幼儿园开始就在一起。初中我们仨同班，高中文理分科后，段于鄢选择理科，而我和郑伯克则留在了文科。但这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和交往，直到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我们的吃喝圈子基本上还是以原来的初中班级为单位。因为自打上了高中，我们就已经发现一个真理，越往上走，感情越淡，大家都怀念初中甚至是小学时候的纯真。

在构建我们仨关系桥梁中，郑伯克是全程的参与者。他和段于鄢是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同学，和我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而我们仨彼此最珍贵的友谊是在初中三年的交集中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可谓是海阔天空，少年不知愁滋味，彼此更没有什么隐藏，总会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时候还不流行“分享”这玩意儿，只有后来的启蒙教育才让这个东西时髦起来，估计是“大道废有仁义”的缘故吧。

段于鄢属于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典型代表，为人善良，学习成绩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吃皇粮，收入高、待遇好，仅凭夫妻俩的收入就可以在市区购置两套高档小区的商品房。小孩听话懂事，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基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家三口可谓是衣食无忧，后顾无忧。这种状态可谓是新兴中产阶级的理想状态，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向往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所以段于鄢对他的现状非常满足，除了工作，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受自己支配。每当郑伯克从广州回来，他必定舍命陪君子。吃饭喝酒成为常态，漫无目的的聊天成为常态，聊到夜深再去吃宵夜成为常态。而这几种常态也成为维系和证明友谊的常态。

而郑伯克不同，九年义务教育对他而言，仅仅是国家尽了义务，他却跑去做个体户。原本在大学毕业后，郑伯克也谋了个不错的国营单位，奈何“齐天大圣”并不满意“弼马温”这个职位，干脆砸了铁饭碗自立山头。所以，郑伯克所受的教育更多直接来源于社会，之前的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变成了社会终身义务教育，我早期的很多社会知识和经验也来自于郑伯克。所以说，在知识和认知结构上我们仨又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差异：段于鄢是典型的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型，郑伯克是典型的社会终身义务教育型，而我则成了“油电混合动力”型。于是，我们这三种“型男”在关于“烦恼”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人之所以为人，肯定有七情六欲，所以烦恼无可避免。”这是段于鄢的论断。

“我知道自己的烦恼，我想去解决它，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是郑伯克的想法。

“烦恼是自找的，也是可以消除的。”这是我的说法。

酒吧音乐的嘈杂声中，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灯火昏暗的角落里，郑伯克和段于鄢“咣”地一声碰响了硕大的红酒杯，而我自顾自地端起一杯热白水。眼前这两位熟悉的伙伴此刻变得好陌生，正如郑伯克在第二天给我微信说的一样：“以前见你总能给我满满的正能量，因为你和我都在为生活而努力拼搏。但这一次，我感觉你离我很遥远。”但段于鄢不会说这样的话，在他眼里，我还是原来的我，他也还是原来的他，一切都没改变，一切都很好。哪怕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会触动他的好奇心。因为他觉得与己无关，他很满足自己的现状，别人怎么改变是别人的事，改变不了他。

所以，段于鄢虽然坚信烦恼无可避免，但他仍乐于如此——不做任何改变，因为如此美满的生活不值得改变。并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烦恼小于甚至远小于这种美满的状态。但郑伯克不一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尽管他依旧豪气冲天，但烦恼时刻未曾离开过。他虽然事业小有所成，家庭和谐幸福，钱财上没有大赚却已算得上是“大康”水平，如今甚至过上了闲云野鹤，到处游山玩水的日子。但他依旧烦恼，烦恼老母亲不愿意跟随他一同到广州生活，烦恼自己的钱财还远远没达到财务自由的标准，烦恼自己现在的生活很空虚......

“还记得上一次和你一起听歌，一起读书朗诵吗？”郑伯克说道。他已经慢慢从物质追求走向精神追求，可能他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对精神追求的分辨。或许那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读书赏诗，他也仅仅是觉得文化在那一刻是那么新奇和美妙，更多的是当做一种享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如果他能把这一次对“烦恼”的叩问和上一次对文化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他或许就可以踏进智慧清凉的大门。但很遗憾，他还是拒绝了，他只想通过三言两语从我这里得到解决“烦恼”的秘方，而当我告诉他不仅可以解决，而且可以彻底解决的时候，他却突然惊恐地冒了一句：

“你是不是参加了某某某的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