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父亲汇给我一些钱，留言让我买个好点的手风琴带回家。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电子厂工作。没找在学校处对象也没有在厂里找。自然手头要比一些已经成家的同龄宽松一点。但也不是轻易的能拿出这么多钱的。话虽如此，总比老家强吧。无论如何这钱还得送回家。更重要的是父亲是个年过半百的田头老汉，他要手风琴干什么用呢？

所以，带着父亲的钱还有他要的手风琴再加上四处周济的一点钱，我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父亲一如上次一声不响的闷在我对面抽烟，倒是母亲丁家长李家短的说个不停。你郝叔家的母狗一窝下了六个崽儿，你郭叔家他婶马上就要生了。我随声应和着。

过了许久，父亲开口：“待煞你自个把琴济你薛叔送过去。”

“嗯”，我应和着。

“过去的时候长眼近这点，别岔事。”父亲在我临出门的时候嘟哝了这么一句话。

我被这句话搞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背起手风琴向薛叔的村子走去。

薛叔算是一个苦命的人了，他几乎和我爸同龄。小时候听母亲讲起，小时他家算是有钱的了，在初小的打扮吃食就能看的出来，但是他念书书却一点也不往脑子里进，不是他不用功。就是记不住，往县高中考得时候考了五六次都没考上。所以包括我小姨在内的很多比他小很多的都曾是他的同班同学。

而我爸当时能念完小六还是我二奶奶卖了他家正在喂奶的兔子才交得起的学费。所以，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虽然在我面前不露喜色，但是那几天走路都挺直了腰杆，不像个已经在田间扑哧二十年的偻背老汉。

碱滩村和薛叔住的薛家村相隔不到五百米，由一条土路相连。刚出村口就看到薛家村村口的那两座已经坍圮地不成样子的老水塔。小时候爬到上面就能结结实实看很远，当然也少不了回家母亲的一顿骂。

走过水塔的时候呼隆一声，几块碎砖滚落下来，通上自来水之后老水塔也废弃不用了，日子一久真要塌了。

一进薛叔家门一股呛鼻的湿柴火烟味呛鼻子而来，我不由得皱了下眉头，昏黑的屋中有一双明亮的双眸怯生生的盯着我瞧。

不用猜也知道是小田田。

薛叔比我妈还话痨，从国家政策到国际形势无所不包的和我海聊，准确说，是我听他讲。小时候我就很佩服薛叔怎么懂得那么多，我爸从来不跟我说起这些历史现代古往今来的，有这些时间他会去把地里面的野草再清一遍。

所以我现在应和着。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薛婶儿捅了一下薛叔。该去找校长了。

薛叔似乎被雷击中一般突然挺直腰杆又佝偻下去。旁边小田田那双明澈的双眸也没了光泽。

然后我背着手风琴和薛叔往薛家村的小学走去。

路上沉默了很久。

薛叔终于开口说起。

那天薛叔去学校接小田田，看到教室里面某个音乐老师留着下午上课用的手风琴非要让小田田趁着没人学着弹。

薛叔对他女儿说：学习，就要在没有人的时候玩命，要不你只能和我这样似的，一辈子连高中门往哪开都不知道。

小田田才六岁，怎么可能？

薛叔说你们城里三岁会弹钢琴的多的是，我让她现在学个手风琴又怎么了？

学！必须学！现在就学！我看着你学！

当天下午，那个小年青的女音乐老师哭哭啼啼的跑到校长办公室，要小田田赔被她摔得散架的手风琴。

薛叔一脸神秘的对我说：“你在大学里面是学计算机的，对电子方面很懂，这个手风琴不比那个小高老师的差吧！”

我一脸苦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说明来意后，办公室里校长似乎要把整个办公室给掀了似的咆哮着。

我估计上次薛叔也是在这种咆哮声中灰溜溜的拎着小田田走的。

我开始脸色铁青握紧双拳的瞪着校长看。

气氛似乎有点改变，校长还是在咆哮着，不过讽刺的话少了。

小高老师从我手上接过手风琴出去了。

薛叔走上前去，“校长。。。。。。嘿。。嘿嘿。。。今年的，，，，，您看放哪里。。。。”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了。

校长垂下眼皮来，嗯了一声点了一下头，“有了错误就改就是好的，我看你孩子还算好孩子才对她这么上心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吧！嗯。。。。”

一个绿皮笔记本被推倒我面前，校长却和我拉开一段距离，“下次注意对老师态度好点！你看东西坏了让高老师伤心的，好几晚上都没睡好觉。”

我在脸上继续冷笑着。薛叔把我拉过去，要我替他写。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一下日期和名字，其中也不乏几条俊秀字体的款项。

门突然被推开了，薛叔猛地向后退去。

原来是薛叔村里的一个人，我不太认识。

那人向校长憨憨一笑，随即自来熟的走向我，“快写，写完了之后换我的。”

然后把一打钱塞到茶几下面，薛叔也刚刚把钱放在那里。

我抬头问：“叔，田田大名是啥？”

我真没记住。

“薛恸恬”

好嘛，仨字儿俩不会写。我出着汗被那人推开，最后是他写上的。

“多少“”那人问薛叔道。

“就写三千吧！”薛叔答道。

那人写完之后问薛叔“我也写好了，走不走？“

薛叔说“你先走吧，我汗有事。“

那人迟疑了一下，旋即又待了分钟，架不住走了。

校长依旧垂着眼仰在沙发椅上。

薛叔戳了我一下，去改一下：我实际是给了10000。

我心里猝然一惊，心想薛叔，唉。

在回来的路上，薛叔捏着腔，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薛叔说这话的时候那声音还真有点总理的气味。

我回到家，母亲还是问个不停。

我和父亲面对面，一句话也不说。

母亲一会儿出去做饭了。

过了许久，我开口说了一句：“薛叔村里那个人给薛叔只记了三百，我给他改成一万了，他就是交了一万。怎么会是一万呢？”

父亲仍旧闷着头抽着烟：“不该让你去啊，苦啊。”

这是直到第二天我回城里，父亲说的唯一一句话。

临上车之前，母亲跑过来，大声喊道：“你四婶生了！是个男孩儿！”

我在车上笑了。

我向母亲挥挥手，让她快回去。

1992年10月29日，列车带着我离开我的家乡，路上的风景一如从前似乎仍是遥不可及的距离。

我看着潍坊站逐渐在我的视线中埋成一个小点。田野里还有为刚种上的麦子劳作的农民，他们像我的父亲一样终日在田间劳作，就像一个垂老的机器颤动着。

远处蔚蓝色天空下黄冥的土地间似乎已涌出麦绿色。

我打开车窗，让风在我指尖肆意飞舞。

后来我了解，四婶家的孩子起了一个简单好记的名字，我也没向小田田这名字那样始终记不住。再后来，这孩子和我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只不过我母校已经不是我那时候的名字和所在的地方了。

我和我家乡似乎永远有那么一段距离，似乎今生今世遥不可及，但却又总那么手触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