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吃饭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现在咱们的汉语中还保留着这个习惯，见面头一句先问"吃了吗？"一句寻常的招呼语，透着一股子亲热劲儿。这是老一辈饿肚子的经验给现代汉语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外国人不解风情，以为咱中国人个个都是大款，一天老琢磨着请人吃饭。哎，国情不同，文化各异，如果不解释清楚，还真容易产生误解。说到这里想起一件趣事。有个学生是做律师的，他给中国客户代理了一个案子。由于反反复复地请客户核对资料，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给客户发了则短信表达谢意。大概是说"多谢您"之类的，客户回了句"应该的"。我这学生就犯了嘀咕了:这种情况下，不是应该说"不客气吗？"中国人咋老不按套路出牌？应该的？!难道是说我感谢他是应该的？这也太不客气了吧？他请我为他解惑，一副无辜的小眼神儿，让人忍俊不禁。洒家给他解释说，客户的意思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感谢。"他这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文化差异的确会影响跨文化交际。一些国人习以为常的表达习惯，在外国人那里并不一定能获得预期的解读，稍不留神就会走样儿//有趣的语言差异，将在另外的篇章分享//。

      再接着讲"吃"吧。大约三十几年前吧，下面的故事，新生代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那时候，家里的白面不够吃，一入冬就得摊上好几筛子煎饼来补充。因为摊的量多，一个人干不过来，就得几户妇女搭伙干。还记得，一个阴不拉几的上午，大嫂子家西墙外的空地上支起一口黑乎乎的鏊子，旁边放着一大堆干树枝子，好几盆搅拌好的玉米糊糊。摊煎饼的手艺在小东场一带数大娘高明，她摊出的煎饼又薄又有韧劲。所以，摊煎饼这个活儿由她操刀。那时候大娘头发已经花白，脑袋后面挽了个髻，拿块蓝纱布包着。其他人打下手，在一旁递递拿拿。大娘干活稳，用木梳一样的摊板从盆子里蒯kuai上一块胚子，放在烧热的鏊子上，由中心慢慢地往外摊。薄薄的玉米糊糊在热力的作用下，逐渐由白变黄，散发出一股甜甜的香味。大娘小心地把煎饼铲下来，麻利地送到筛子里。吃的时候很方便，待饭快熟了的时候，拿出几张放进锅里稍一加热，就可以拿出来卷菜、卷咸鸭蛋、卷葱吃了。咬一口，劲道，喷香，吃也吃不够。现在村里几乎没人自己动手摊煎饼了。一来集市上有卖的，二来馒头、白面成了主食，煎饼退居了幕后。偶尔买来吃几顿儿，纯粹是换换口味，挺美的，再也没人把煎饼当干粮了。

      哎呀，说到这里怪伤感的。每次回家，总会听到谁谁走了的消息。年龄大了，寿终正寝也就罢了。听到年纪轻轻早早谢世的，心里不免一震。哎呀，那些往常喜欢站街的老人陆续上了北山，好多乡村美食也随之失了传。比如做大酱，比如做臭豆腐。屋后的二娘做大酱是一绝。暗红的色，沉郁的香，我感觉六必居的大酱也未必赶得上。大葱蘸大酱，山东人最好这一口儿。一清二白的大葱，抿上一坨坨酱，嚼得咔嚓咔嚓响，爽脆可口，满口留香。每年二娘做好大酱，都会匀我们一小罐儿。后来二娘走了，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大酱了。后来二爷也走了，留下两间破败的屋子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睹物思人，倍感哀伤。那些年为了吃，激发出了多少聪明才智啊。

      玉波哥哥从小爱琢磨。有一年天气干旱，庄稼歉收。那年冬天可惨了，是上顿地瓜，下顿地瓜，吃得够够的。有一天，玉波哥哥把我唤到跟前儿，"宾，宾，过来，这个你尝尝。"说着把个黄瓤地瓜塞到我手里，上面洒了一层花生面。咬一口，哎呀，那个香啊。那年头，花生更金贵，总共收不了几袋花生。一半留着榨油吃，一半留着做种粮。炒菜做饭时，滴上一滴油，满盆汤汤水水见不到个油花。肚子里没油水儿，孩子们是越吃越能吃，一个个筒着个大肚龟儿。哥哥从小就机灵，兜子里时常装着花生米。小时候他最疼我，有点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偷偷塞给我；家里有个玩具啥的，先让给我。玉杰哥哥要是敢嘟囔，一顿无影腿就招呼到屁股上。玉杰哥哥是有怒不敢言，眼神里带着委屈，带着幽怨，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到底谁才是亲兄弟，哈哈哈。

    一到过年，家家户户，早早就上集称了葵花籽。孩子嘴馋，隔三差五让娘拿铁勺子在灶塘里炒上一小勺，打打馋虫。为了过年的糖，娘俩玩起了藏猫猫。一个东藏西藏，一个上找下找。有时候宾嫚儿表现好，我娘就变戏法似的，变出几颗糖。黄色纸的高粱饴，白色纸的大白兔。哎呀，吃到嘴里，那个甜啊，那个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