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一个有罪之人对受害人的惭愧，希求杨婉的规训，以消解他自己内心的负罪感。但杨婉从来没有规训过邓瑛，她不曾拒绝邓瑛交付给她的‘惭愧’，继而温和地‘绑’住他自己伸出来的手，让他得以平静地坐下来和她说话。她足够了解邓瑛，所以才不曾用人文主义的耀光去捅穿他那一身陈旧的修养，在杨婉身边的邓瑛，仍然拥有一个润如良玉，完璧无瑕的时代灵魂，和杨婉在六百年之后翻拨尘灰，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保护。我需要的东西，没有人能给我，所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你和邓瑛都是读书人，邓瑛以文心发愿，终生不渝。你手上握笔如心上悬刀，一样可敬。你们可以，那我也可以，只不过我要和你们走不一样的路。”
“你要做什么？”
“观察，记录，然后为寒瘠之名，披一件寒衣。”
“什么意思？”
“为有冤之人，喊一声‘不服’。”
司法道上除了《大明律》，还有君王的良心。”
之前那本《邓瑛传》耗费了她将近十年的青春，其间她不断地修正史料的对应，斟酌言辞，可谓呕心沥血。而这本笔记，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账，其中夹杂着她对这个时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它记录了邓瑛刑余之后的三年时光，记录了纤细优雅的内廷生活，也包括贞宁末年，复杂的官场倾轧，惨烈政治的实相。对比《邓瑛传》的内容，杨婉大部分的考证都是对的，但是她没有看到贞宁年间的人心。她原本以为众人愚昧，不识邓瑛之贤，可此时看来，人心未必愚昧。历史唯物主义曾不欺杨婉。这并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的问题，一切皆有其必然性。
白尚书，这十几年的官场政治，你我一路看下来，深知其中水混泥污，清白之人无处伸冤，有罪之人逍遥法外，我们在内阁为官，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换一番天地，令政治清明，人人皆有所为。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做从前阉党做的事，把无罪的人丢进死牢？白尚书，我如今所行之事，只不过是给一个有冤之人找一条活路，别的他不要，我也不求……”他说着抬起一根手指，“不要名声，只要一条命。”白玉阳冷哼了一声，喝道：“杨伦，你这一番没有道理的话，我记给你记下，适时弹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