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故事，话说1935年的11月13日，在天津城的东南角有这么一所寺院，叫居士林。这一天呢，下着毛毛细雨，这儿要举办一场大型的法会。人群当中有一个穿着朴素的女子，走到老僧人的背后，直接掏出手枪对着脑袋“梆”就是一枪。老僧人当时倒地就身亡，这女子还不放心，又“梆梆”补了两枪，一枪在头，一枪在背部。这个时候法会上人就慌了，杀人了呀。这个时候，女子抬起手就撒出一片传单，《告国人书》，然后挺胸昂然说到：我叫施剑翘，此行是为了报父仇，死掉的这个人是杀人魔王军阀孙传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大家不要惊慌，我自己去投案自首。就这么几句话，以及这副身影，就从此定格在中国历史上，这就是著名的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血溅佛堂案，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轰动的社会案件。
话说这两家，施家和孙家这个恩怨结得实在是太久远了，那还得说到北伐之前，军阀混战的时候。施剑翘的父亲是奉军军阀，而孙传芳是直系军阀，两个军阀打仗时，孙传芳逮着了施剑翘的父亲，那时候没有善待俘虏，一刀就给砍了。施剑翘当时在十几岁，闻听消息痛不欲生，终身立下一个志愿，我一定要报杀父之仇，取孙传芳性命。
这个施剑翘很了不得，13岁就当家做主，心中只有一件事，报杀父之仇。但是她年龄太小，没有报仇的能力。怎么办呢？施剑翘有办法，嫁人，谁能替我报杀父之仇我就嫁谁。后来千挑万选嫁了一个谁呢？在山东济南，嫁了一个她同县同姓的人，也叫施，叫施靖公。按当时的理法，他们又是同乡，又是同姓，没准儿以前就是一家人呢，怎么能结婚呢？但是施剑翘不管这个，谁帮姐姐报仇，姐就嫁给谁。施靖公当时是山西的阎锡山下面的一个谍报科科长，后来官也做大了，做到旅长。这时候施剑翘已经生了俩儿子了，就要求老公帮她报仇。施靖公说，算了，都什么时候了，那个老恩怨就别管了，死活就不愿意。这施剑翘说，那不行，于是带着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后来生生就在1935年的冬天，自己亲手用枪把孙传芳杀了。
这就是血溅佛堂案，女侠施剑翘报父仇成功。但毕竟杀人了啊，法院得判啊。法院一看，我个老天，整个社会上都是支持施剑翘的，比如说我们新文学有一个老报人邹韬奋先生，就写文章说，哎呀，孙传芳死得太好了，原来他是杀人魔王，现在血溅佛堂，一报还一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就是当时舆论界的主流声音，女侠替父报仇也符合社会伦理。所以这法院一看，这怎么判啊？翻翻这个刑法，一看，故意杀人是从十年起刑，一直到死刑。那得了，咱就按最轻的，判一个十年吧。
结果判下来施剑翘一看，十年，开什么玩笑，老娘没犯罪，上诉，结果又上诉到当时的天津高等法院。天津高等法院说，是啊，这个社会舆论都支持你，要不这么着，咱再少三年，七年行不行？施剑翘说，那哪儿行啊？我就没罪，还七年，上诉，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当时冯玉祥在南京，冯玉祥又跟施家的先辈有袍泽之情，原来可能都是一起打仗的，于是就替施剑翘伸冤。冯玉祥这辈子都爱老这一套，只要得着理，那是不会饶人的。觉得这是孝女啊，这有什么错？联合了当时国民党几个大佬，一个李烈钧、一个于右任等等，写了一份为她请愿的书。后来逼得国民政府没办法，只好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叫林森下令特赦施剑翘。于是施女侠在坐牢十一个月零三天之后无罪释放，案子就这么结束了，所有方面都很满意，冯玉祥大佬有了面子，国民政府公平地处理了这件事情，施剑翘得偿夙愿，公众舆论众声欢呼，我们的力量终于得到了体现。
那什么东西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了呢？法律啊，要知道这已经是1935年了，已经是民国24年了，皇上已经不在了24年了。但是一个按照现代法律构建起来的社会，法律作为核心的位置又何在呢？只有法律没面子。要知道，在任何传统社会，施剑翘这种行为那都是正当的，因为这叫血亲复仇啊。不止中国，任何国家、少数民族都这样，你杀了我们这儿一个人，我至少要杀一个回来，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在中国古代的《礼记》里面就有一段话，叫杀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也，就是你杀了我爸爸，那对不起，整个这片天底下有你没我；杀兄之仇不反刃也，你杀了我兄弟，我一直要带把刀子在身上，什么时候在街上看到你，什么时候杀掉。交游之仇不与同国也，什么意思？你把我朋友杀了，我要是杀不了你，我也不跟你住一个国家了，我得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古代的礼法社会都是这样的，只要是血亲受了迫害，有了仇恨，那对不起，我们自己就要把这个正义去实现掉。但是现代社会，法律社会可不是这样的，法律社会、现代社会跟前现代社会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私权利让渡出来，让给公权。你杀了我们家人，我是气得不得了，但是我唯一正当的方式是到警察局是报案，去到法院按铃申告，让公权力替我进行复仇。
但是在施剑翘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给组织添麻烦的这样一种精神，几十年后我们为当时的法律悲哀。但是，谁让当时是民国呢？就是那么一个兵荒法乱、无法无天的时代啊。你比如说张学良，1927年的时候他老子刚死，“梆梆”两枪直接干掉两个人，一个杨宇霆，一个常荫槐，第二天才出判决书，说这两个人祸国殃民。什么是法律啊？法律就是手纸，就是遮羞布，就是把那个脏东西擦掉然后扔掉的东西，人先杀的，判决书后出的，有这样的法律社会吗？
当然，就在几年后，张学良张汉卿他老人家，少帅，他也遭遇这么一回。1936年12月31号，在南京军事法庭，因为他刚刚发动西安事变嘛，蒋介石把他弄到南京，说那你到军事法庭受审吧。到了法庭，整个开庭时间非常短，就审了一天。去了之后都非常客气，审判长是李烈钧，李烈钧说，哦，汉卿来了，那边坐吧，那是被告席，整个就是一个非常走过场的这么一个形式。但是走过场还没有完，头一天判完他回家，第二天判决书送到，说判你十年监禁。蒋介石那叫一个不乐意，那怎么行吗？这是我亲爱的弟弟啊，我们是把兄弟啊，他已经知错了，悔改了，我们恳请法庭赦免他。法庭说，哦，总裁大人都说话了，那就赦免吧。你看，法律成什么了？就是一个台本，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张学良此生的命运又怎么样呢？被公权力的法律赦免了之后，蒋介石、蒋家父子又关了他四十年。这四十年还不是悲剧的顶峰，悲剧的顶峰是关完四十年之后，我看张学良晚年的这个回忆录，答记者问，他说应该的，应该关我四十年，军人叛乱那叫死刑，关我四十年我赚了。你看，法盲嘛，整个民国社会是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
怎么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呢？这不是某一帮人的责任，这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国家层面，在公权力层面，他们有义务建立一整套规则，把丑恶隔绝在社会的某一个角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各安天命。而在个人层面呢？无非三个关键词，第一平等，平等不是指人人都一样，而是每一个人都放心地把私权利的一部分，让渡给公权力，我们相信公权力可以平等地对待我们每一个人，这才是平等。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指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公权力拿到我们让渡给它的私权利之后，可以合规合法地对待我们，让我们对法律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才可以掌控我们的生命。第三责任，建设正派社会的第一标准，从不羞辱他人做起。所以归结成一句话，无非就是负责任地，以平等姿态，当一个自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