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79）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重兴会讲传播理学蔚然成风

会讲，是一种古老的学术活动方式，即学术研讨、论辩，对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发生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为发展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湘学也因此成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刘蓉已意识到会讲对传播学问的重要性。是年八月，他致书曾国藩，云“闻顷在京城设有讲学之会，不审与同业者谓谁？进德之方以何者为要？用功之序以何者为先？告将课程大端闻示。此调不弹久矣，士林中舍举业外，不复知有学问”。从此，他开始推动以会讲传播理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开办“菁莪精舍”，因其目的是为了宣扬理学，而不是为应试服务，故其教育方法必有异于一般私塾，他的说法是“集同人讲学”，可见“会讲”是他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友人之中，刘蓉的会讲对象主要有罗泽南、罗信南。罗信南信仰阳明学、佛学，与刘蓉、罗泽南不是同道中人，“平居罕接宾客，惟仲岳与刘君孟容常相从讲学，仲岳笃守伊洛渊源，讲习讨论，条目科级，务为详密……孟容有识鉴，尝论仲岳如高山峻岭，先生（笔者按：指罗信南）如长江大河，时以为知言”，由此可窥见他们的论辩风格。刘蓉完成《<思辨录>疑义》后，想与冯树堂就《思辨录》来一场“讲论”，盖因冯氏对它是持赞赏立场的。

罗泽南常常与弟子们开展会讲。如果王錱在场，场面可能会有点失序。王氏“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 声大而远，言语如出瓮中，而滔滔汩汩，不穷于词。常与诸友共侍坐罗忠节公，公议论发，他人莫能置喙，忠节公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言乎。’公亦自笑也”。道光二十七年，罗泽南设馆于左辉春“芭蕉山馆”。十月，李续宾至，“听讲五日，每有问难，罗山先生深许之。”可见，不是“全日制”学生的李续宾也参与了“芭蕉山馆”的会讲。

咸丰元年（1850年）至二年，因罗泽南在长沙贺长龄家开馆，于是他们会讲的地域拓展至长沙。

道光三十年（1850年），罗泽南的弟子杨昌濬、王錱、朱宗程、罗信北、彭筠生、胡竹筠、颜拓庵、柳果庵、刘裕庵和刘蓉门生刘黻组“规劝约”。杨昌濬说，这个“规劝约”实由罗泽南、刘蓉、罗信南主持，“每至省邸，必置酒高会，会则必请三先生讲论道学渊源，示以闲邪存诚、直身善世之要，抑其过而进其所不及，同人又必互相质证，凡学术品行以次，至于诗古文辞，美则赏之劝之，失则告之规之”。蔚为一时盛事，士大夫闻之，争羡不已。这无疑可以大大提高理学和湘乡士子在省内的影响力。咸丰元年（1850年）春，左宗棠大概也是循声而来，参与了他们的会讲活动。咸丰四年，左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

上述人物主要在罗、刘两人的熏陶之下，成为理学新生力量。他们秉承理学经世致用之精神，军兴之后均成为湘军骨干，以事功闻天下，理学随之得以宏扬，而成一时壮观。刘、罗作为开启山林者，厥功至伟。

咸丰二年（1852年）秋，郭崑焘有《寄怀刘秀才蓉二十四韵》，表达对刘蓉正本清源的敬佩之情，有云：

“蹉跎豪气敛，

钻仰道根深。

诸子方殽乱，

遗编费酌斟。

研精穷至理，

挥手拨重阴

……

奥窔升堂入，

渊源凿空寻。

会看鸾鹤举，

尽废蝈蛙淫”。

由此来看，郭氏很可能读过《<思辨录>疑义》，并高度赞同。

各位看官，如果仅仅认为刘蓉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的学术之人，以为他只知学问之腐儒，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颇有建树之大才。

经世致用志其学。经世是程朱理学的固有之义，刘蓉重视经世则为理所当然。为此，他和罗泽南都很重视实用之学，为经世实践储备知识。据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刘、罗都曾经肄业于城南书院，而城南书院就是以实用之学为重心。某年，两人通信讨论过水利、边防、河患等问题，刘蓉以为“此皆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他尖锐批判“士大夫狃于晏安，循故趋，蹈常辙，不为经世有用之学久矣”。谈到那些言行不一的人，他用的是轻蔑的语言：“言理而不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耳。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其于事理之正，盖两失之，无足取者。若夫摭拾群言，高谈名理，是则老生之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