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的制作效果特别震撼人心。许多只有几秒的隐晦又直白的图像，背后含着许多深刻且悲痛的历史事实，同时又拍出了好莱坞大片那种戏剧化的效果。
徐宗汉在广州起义前给黄花岗烈士们收拾衣服流泪的镜头时间很短，但那无言且只有短短几秒的几个繁体大字，直接就刺到了观众内心最深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们（完全不止，哪怕只是可考姓名但无尸体的都大于八十多人）提前写就的遗书，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绝笔书》。还有后面隔了很久之后又一无言的镜头，飘落在战场中陈天华的《警世钟》。
这些场景，包括烈士们起义前戏水的场景，可能都是虚构的，但排出了反差的心痛感。最年轻最鲜活最高贵的生命，对比那些腐朽、衰败、恶心、老奸巨猾的躯体，他们丧生了。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
这里我最想讨论三个历史性的问题。
（一）何为大义，何为小义？
如果我是林觉民，我其实会做一样的选择。可我想问这种“大义”是否其实是某种极度的“自私”？林觉民看起来是为了天下人的福祉赴死，可他抛弃了他的家庭。《我的1919》里虚构的顾维钧的朋友、在巴黎自焚抗议的肖克俭也是一样。传统里认为“舍小家、为大家”，这里面暗含一点——一个人的“小家”是“他的”。是说这个家不是独立于他的需要被单独尊重的个体，而是“属于”他的“附属品”。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父；权观——似乎他们是你的、是你在意的，你舍弃了“你的东西”，所以你的伟大的。你舍弃了“你”珍视的东西，所以“你”是伟大的。
然而他们并不是“你”的。他们不“属于”你，你的家庭，尤其对于男性而言——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不是“你的”。0和1的极端往往同时存在，“小家”在传统道义中被认为是一个父；权者随时可以舍弃的，但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才是最重要且最应该被重视的东西。林觉民某种程度上是很“自私”的，他为了个人的理想——一种个人主义——选择了不顾自己的妻子、已经出生的长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去革命，完全不管他去世后孤儿寡母要如何活下去。看起来他为了“天下人”，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实现自己想做的事、自己的个人理想。
如果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这样赴死便是真正的大义，因为他舍弃的只是他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他一直知道自己的歌命理想而动荡年代下的歌命他随时可能赴死，他就不应该娶妻，更不应该有孩子。
（二）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引申。
“清名”不是“名”？ “大公无私”之“名”不是“私”？
第一与第二个例子，周培源与梅贻琦。究竟何为真正的“大公无私”？这种“大公无私”很多时候反而是真正的自私，为了自己“清正廉洁”的名声。
梁从诫是梁思成之子，当时是周培源之女的男朋友。周培源当时是北大的校长，梁从诫考试分数不够高被录到了历史系，希望转去学建筑。那时下了新的正策不可以轻易转专业，所以周培源不允许梁的转专业申请。
后来那个暑假，与梁同期的几个甚至没有他优秀的人都轻易转到建筑系了，但是梁没有。虽然后来他也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可是少了一位继承梁思成与林徽因基因的伟大建筑家。
当时金岳霖已经年迈，依旧跑到周培源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跟他争论，可他就是不允许。这是真正的“我为了遵守制度所以大公无私”吗？还是“我怕别人觉得我不大公无私”、“我为了我自己大公无私的名声”，而以另一个人的一生为代价，成全自己“公正廉洁”的“私欲”？这其实是一种为了自己“清名”之“名”的自私。
第二个例子，联大时期生活一度困苦，锅家给联大学生全部发放了补贴。梅贻琦不允许他的妻子和孩子令任何补贴，他们在家每天只能吃辣椒酱拌饭。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做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可他没有权利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受饿。而且他的孩子很多，那时很多还在生长期。这始终是非常典型的父；泉思想，并不因梅曾是普渡大学的物理博士与西南联大校长受过高等西式教育就有任何改变——他始终认为他的“妻子与孩子”是“他的”，或者更严苛地说——他们的饥饿与生存质量并不重要，他们只是为了“他的清名”而存在。后人因此称赞梅贻琦的公正廉洁，可这不是典型的极度自私吗？
当然在许多联大回忆录里可见梅贻琦子女对其的尊敬，但某种程度去思考这确实是父泉下的个人主义。现在也无从考究他妻子与子女们当时的态度。如果是像陈嘉映的父亲那样，召集家庭会议让孩子举手表决是否接受借助，如果他们自己也同意、最后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行事，那是可取的。
第三个例子，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孙中山那时候真的到了非要辞职让位给袁世凯的地步了吗？的确那时候革命军没有足够的军饷、无法长期维持大量的军队，真的到了需要做一个承诺“先退清廷者为大总统”的地步了吗？
目前无法完全确定当时真正的实时状态，可我只是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电影里面汪精卫等人质问“孙文是否贪恋大总统之位”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场景，但当时一定是有相关质疑的。在孙中山要确立“先退清廷者为大总统”的承诺时，电影里黄兴问他——可革命成果不是作为个人的成果与个人的禅位来看待的，他们革命至今日是多么来之不易。
孙文是否害怕别人对他“贪恋大总统之位”的质疑？是否为了一个“我不在意总统之位”的效仿华盛顿的“清名”，去做了一个“先退清廷者为大总统”的承诺？ 而后又为了一个“信守承诺”之名，将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民国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关于当时这种迫不得已是否真的有必然性会在第三个问题里讨论）？
袁世凯之卑劣他们真的不够知道吗（当然我现在也是事后诸葛的角度，其余在第三个问题分析）？百日维新时出卖光绪，南北议和时出卖宣统。在当时强迫清帝退位只是一个（无可否认）会带来极其深刻意义的表象——当时的隆裕与溥仪孤儿寡母已经毫无翻身之力，退不退位只是表象，真正要防备的反而是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真的需要为了象征性的退位（虽然意义非常深远）而让位袁世凯？
项羽与苻坚的下场还不够明显吗？这是否一是妇人之仁，而是个人“清名”之私欲？
所有教科书中“外有列强，内有军阀、无强大军事实力、财政空虚”真的能导致拱手让人吗？起义时他们不也一无所有吗？有大量人在知乎等处引经据典为此解释，但即便所有历史引证都是能支撑论点——可能只是有意识地往论点方向去查找材料而已。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另外，当时临时政府已经“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钱财急缺，在《清室优待条件》中竟然对清室还有每年“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何为真正的道义？何为道义之“名”？
（三）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历史的偶然性会在必然性之下影响事态的发展 ，改变某种必然与决定新的必然。这里面最大的变量就是人。
剩下的豆瓣没有及时复制就发了在待审核状态。希望还能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