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舅公下葬前的那晚，老鼠在灵堂偷走了舅公的眼睛。怕是知道这辈子舅公盼穿了眼，也没找回他的儿子，倒是累了一双眼睛。
舅公以前是个威风的地主，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膝下儿女双全，是村头到村尾最富的人。
富有也成了枷锁，儿子在赌博的路上越走越远，女儿被宽绰的生活缚住了手脚，习惯了好吃懒做的生活。
一声“打倒地主”，推翻了所有的一切。舅公家彻头彻尾成了村里最穷的一家人。
唱着“男儿志在四方”，儿子走上了社会。穿着舅母缝补得蹩脚的衣服，没有从一穷二白的家里带走任何东西，步步没有回头。
谁也未曾想这是留给父母的最后一个背影。就是这个背影，父母从今年的村口等到明年的村尾，从清晨的日出等到黄昏的日落，从炽热的夏天等到寒冷的冬天。
这些都是父母讲给我听的。我年龄太小，没赶上见证舅公家的辉煌，却碰上了舅公过得最苦的日子。
舅公搬了家里唯一一把掉了漆的椅子，整日整日地坐在村口，碰上回来的年轻人，枯瘦的手扶着椅子颤巍巍地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地跟每一个归家的年轻人询问“有没有见着我家儿啊？他都外出三年了……前两年还有音信呢，他还会每个月跟我通电话，一年联系不上了……”每每年轻人告诉老人家没见着，舅公安静地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低落地坐回椅子，什么话都不说，盯着远方。
爸爸和叔叔都去找过了，把广州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翻来覆去找了个遍，没有找到他的一丝丝音讯。像是这个城市一口吞掉了他的所有，就连嘴角留下的污渍也被纸巾擦得干干净净。
舅公始终不相信他儿子不会回来，他想可能是暂时在某个地方迷了路。他等等就会回来的。谁也不知道舅公要等多少年，他的一把老骨头能等多少年。但他执拗得像个倔脾气的小孩，一声不吭地等了四年，五年，六年……
亲戚猜测了许多:怕是他进了非法组织，一辈子无法脱身。怕是负债累累，过着惶惶不可终日四处躲避的生活。怕是已不在这个他父母翘首以盼的人世……舅公没有说一句话，还是一头白发坐在村口，手里拿着儿子送给他唯一的大烟杆。
没有地址，没有电话，没有书信的思念，像舅公吐出的一圈一圈的浓烟，密实得将舅公包裹住。重得压弯了他笔直的腰杆和腿，浓得熏伤了他清晰的声带和明亮的眼睛。
某个安静的下午，有归家的人跑来告诉舅公，在某某地方好像见到了酷似你家儿子的人。舅公激动得拄着拐杖跑到村尾的侄子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告诉侄子让侄子赶紧去找堂哥，“我就知道……你还活着，我的孩子……你还活着”
下雨傍晚的天气，舅公坐在厅堂口，厅堂狭小，里面潮湿阴暗，只有茕茕孑立的一盏蜡烛，微弱地亮着。他怕啊，怕孩子万一回了家看不清路磕着碰着了自己。他怕啊，怕孩子路过错过了自己的家门又是一转身就是八年。
唯一的消息，也如同门外雨滴落入河里泛起的涟漪，一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舅公等了第十年的春节，大年初二。我们推开老的嘎吱嘎吱响的木门，一眼看到骨瘦如柴的舅公一个人坐在燃起的柴火旁，看来舅公的耳朵已经很不好使了，以至于连我们进来都不知道。我怕我会听着舅公说话时重重的呼吸声，很丢人地在大伙面前哭起来，索性，去厨房看看舅母。舅母在小的勉强只能站两个人的厨房里，还是不太熟练地做着早饭。
锅里煮着豆腐，日子拮据到早餐只有一盘豆腐，调味料只有瘪了气的盐袋子和见了底的油罐子。舅母把盐袋子抖了抖，我第一次数清楚放进锅里的盐，和第一次看到从屋顶瓦片上融化了的雪水一滴一滴掉进锅里……我回到家也哽咽到不行。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舅公，这是舅公等儿子的最后一年。舅公盼来盼去，盼到躺在床榻上闭眼的那一刻，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他哪里知道断了线的风筝，就会抹了记忆和归宿，剪了与故乡和家人连接的脐带，只会随着风飘。
沧颜白发的人最耐不住时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人生里有多少个可以等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一刻悄然老去。
如果想家了，就回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