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提到过王阳明年轻时候跟着《大学》的八纲目修炼，在格物致知这一关，他对着亭前的竹子“格”了七天，物理没有格出来，人倒是格得病倒了。《传习录》里王阳明自己也拿这个梗定位成他思想上的转变，格竹不成后，他就将修炼的方向改变成了向内的“致良知”，从理学走向了心学。
但历来对王阳明为什么啥都不格非要格竹子从来没有深究过。这次通读读到以下这段，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就是王阳明选竹来格的原因了：
《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兮。”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托物起兴，先言他物，假以联想，引出要表达之意，这本是诗歌很传统的手法，诗经的这首《卫风·淇奥》也是用猗猗绿竹来赞颂君子的各种美德。但倒过来要从竹子这个象征物身上一定要格出成为君子的充要条件，恐怕多少有点缘木求鱼了。
拿子曰诗云来作为论据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当然不是《大学》的特质，基本上这算是典型的儒家论证法了。这种论证法就算撇开了逻辑是否严谨不论，也还常常因为“论据”本身就是一个伪证而显得尴尬。
汤之铭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的名句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单列出来也是很励志的鸡汤了。如果说商汤青铜器上刻着这样水平的铭言，可想上古三代的中国文明已经发达到什么的程度了，进而推论要解决当代的道德问题的路径也就自然是恢复古风了。但是，这事情到了郭沫若手上意外地跑偏了。郭是金文专家，他觉得商周两代金文多多，可拿道德箴言来作铭文的却绝无仅有。遗憾的是，《大学》里说的这件青铜器早已失传，没法拿实物来作验证了。郭沫若想来想去，终于发现，《大学》作者看到可能是件残缺的东西，缺了顶上的一小部分，所以文字也就跟着残缺了，如果补上顶端的话，这句箴言也许会变成“父日辛，祖日辛，兄日辛”，这就顺理成章了。另一位专家徐宗元则认为这三句话是历代大儒读了错别字，应当是“考日辛，且日辛，兄日新”。总之，无论郭说还是徐说，这句古话读出来都是商王的世系，而绝非道德箴言。
这个案例还只是因为误读而产生了伪证，而其实儒家论证法里，甚至是不惮于为了支持论点而来“构造”论据的。
当年苏东坡考进士时，策论的论点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他用了一则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意思是说尧帝时有人犯了法，主掌刑法的皋陶列出三条杀他的理由，而仁慈的尧帝则列出了三条赦免的理由，最终没有杀人。正是因为皋陶严于执法，尧帝宽以待人，所以天下才得太平，一味的严打或者轻罚都不是治国之道。
所有的考官却都对尧帝和皋陶的这个典故出处懵圈了。考试结束之后，主考官欧阳修还专门就此向他本人请教，苏回答说事出《三国志孔融传》的注。欧阳修去把《三国志》都快翻烂了也没找到，不得已再问。苏轼说：“就是《孔融传》注中引《魏氏春秋》那段话，‘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欧阳修傻了，这跟考试尧帝和皋陶的典故，八竿子也打不着啊。苏轼见欧阳修还不明白，就进一步点明说：“我用尧帝和皋陶的典故，也是这个原因，想当然耳，想着他们应该会那样做。”
你看，这“想当然耳”的功夫可是传代的套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