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的一个下午，手机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突兀的响起，来电显示是母亲，我心里立刻便不好的预感，因为父母很少在工作时间与我联系。果然，母亲告知我，父亲因为肺积水住院了，现在主治医生要见我。到了我这个年龄，对于父母的身体其实早有心理准备，能让主治医生要求见面谈的，绝对不是好消息。我在电话里安慰母亲，医生可能只是因为父亲基础病太多，年龄也大，例行叫我过去谈一谈，不要多想。

     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态度很好。他打开父亲的病理报告，指着结论那一行字让我看。“建议进一步检查排除小细胞未分化癌”。他说现在高度怀疑是小细胞肺癌，建议我们做肺部穿刺手术取组织进行活检。我当时很懵，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个年轻的医生当时还说过什么，只知道他说如果一旦确诊，父亲的生存期将会很短，几个月的时间。他这次叫我过来，一是告知我病情，二是征求家属同意做肺部穿刺手术。我当时虽然脑子一团乱，但当即就决定同意穿刺，且让医生暂时向我父母隐瞒病情。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第一时间百度搜索小细胞未分化癌。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名字，我甚至不觉得它是一种癌症，它怪模怪样的名气听起来甚至有些萌萌的感觉。但是百度百科立刻让我陷入绝望，如果说肺癌是癌中之王，那么小细胞肺癌毫无疑问是王中之王，它发生率很低，但恶性极高，预后极差。不治疗病人生存期平均2-3个月，经系统治疗后生存期中位数仅有10.3个月。它是世界难题，国际治疗指南三四十年几乎没有更新过，中国的治疗指南在今年五月加入免疫疗法，疗效仅仅将生存期中位数提高了不到3个月。

    初闻噩耗，除了震惊，更多的其实是心存侥幸，但愿是误诊，一定是误诊，所以必须立刻马上进行活检。我轻描淡写地跟父母说，医生怀疑肺里长了东西，要做个例行活检，排除一下咱都好放心。

    穿刺手术安排在了当天下午，穿刺之前，科室主任将我叫到一旁，要跟我说父亲后续的治疗方案，说他们在父亲的胸膜上已经发现了癌细胞，在胸膜上发现癌细胞本就是低概率事件，一旦发现就等于确诊，穿刺和活检只是让整个证据链闭合。我当时很有礼貌的拒绝了，我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确诊，等确诊了再说不迟。我其实内心非常恐惧，没有证据确凿那就是还有希望。

   父亲本就行动不便，他在我和母亲的帮助下费力的躺到狭窄的ct床上，因为整个穿刺过程要在ct影像下同步进行。当时围了一堆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位置不对，他们不停的让父亲变换姿势，母亲和我在外面默默流泪。母亲说是因为看到那么多人围着他，觉得他肯定病重所以不受控制就哭了，而我，什么都知道，只是看到母亲哭，才敢跟着她一起哭。

     穿刺完了后就是等结果。我安排好父母，再三叮嘱医生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告知我，千万瞒住我父母。之后我就赶回单位，单位地处外市，只有周末才能回家，那天是周四，活检结果要等到周五才能出来。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等待的那两天是怎样度过的，只记得周五中午我在宿舍床上辗转反复，拿着手机就怕错过医生的信息。我在脑中演练过无数次，我该怎样将病情告诉母亲，她一辈子依赖父亲，性格懦弱，但是我又不得不告诉她。我还得告诉姐姐，她在外省工作生活，我得怎样才能让她减少愧疚感，我要让她俩知道，放心，一切有我。上班时间快要到了，我起床穿衣，梳头，然后微信提示音响了，我知道肯定是医生的信息。他给我发来父亲病理检查的报告单，很长一段话，我只看了结论，小细胞未分化癌！晚期！下面是他给我发的另外一条信息，你母亲已经知道了！我一下子情绪有些崩溃，我打电话过去，他说我母亲昨天看到了ct报告就知道了。我之前在心里建设的高高的墙一下子崩塌了，我想象不出来我一惯胆小爱哭懦弱的母亲知道后会怎样，她怎会如此沉的住气竟然没有告诉我。我不敢联系她，不知道怎样面对她。我只有立刻赶回医院。我等不及下班的通勤车，大巴车转高铁再转地铁，我赶在医院下班钱在医院门口与老公汇合后去找主任。在走廊上，我碰见了母亲，她双目通红，显然就在那等我，我甚至不敢跟她说一句话，不敢问她怎么知道我要过来，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往主任办公室领，她哭着跟我说，千万不要化疗，不能让你父亲受罪。我说我知道，我会和医生好好说，但是最终治疗方案我们还要听医生的。

    在我可怜的母亲的认知里，化疗只会让病人痛苦加重并延长，可她不知道的是，小细胞肺癌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化疗，因其对化疗极其敏感，只不过极易复发，目前的治疗手段就是放化疗，免疫治疗目前在国内均属于探索阶段，最新批准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免疫药品度伐利优单抗仅在中国上市一年，谁能说清疗效到底怎样。在等待病理结果那两天，我早已将小细胞肺癌治疗方案烂熟于心，但这不能由我告诉母亲，起码不是现在。果然，主任安排第二天就化疗，且不建议用免疫，性价比太低（医生原话，可能在医生认知里，生命是可以用性价比衡量的，但是我认同，我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少受痛苦，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他的生命）。

   出了主任办公室，我跟老公找了一个拐角说话，即使心有准备仍然不堪承受，我不能放肆大哭，我还有父母要安慰。我刚转身出去，眼泪还未擦干，迎面就碰上父母结伴而来，我不敢直视父亲，我佯装轻松的样子跟他说，他肺里长了瘤子，良性的，但是医生说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化疗。父亲问我，既然是良性为啥还要化疗。我说这很正常，我同事他父亲胃里有个瘤子，也是良性的，但是也在做预防性化疗，排除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不知道我父亲最终相信我的话没有，但是他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问起过他的病情，他平静的接收化疗和化疗后的副作用，平静的喝着我建议他喝的扶正固本的中药，像极了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惹人心疼至极。

   尽管我们母女三人接受了最坏的结果，但是在至亲生死面前，我们还是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我和姐姐商量后，决定重新做活检，就在西安交大一附院做，那里有号称中国西北第一眼的病理科。这边做着化疗，那边我们借出病理组织，拿着父亲所有的病例，辗转西安交大一附院病理科及胸外科呼吸科，结果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把猫叫了个咪，全世界治疗方案都只有一个。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就在目前的医院接受治疗，毕竟一附院病人太多，环境复杂，而这，其实只是我痛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