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几千年来看，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最大多数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的种种形式；二是除此之外，从无到有的赋税。
汉代田税的征收，有贡、助、彻三种方法。贡，是按几年的平均额，来定一年的税额。助，是一平方里地，分为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外面八百亩为私田，公田的收入归公家，私田的收入归私家，不再收税。彻，田不分公私，按亩取几分之几。
古代时，山林川泽这些地方，都是公有的。手工业，简单的人人会做，艰难的由公家经营。商业是代表部族做的，不是私有的性质，自然没有所谓税。到了后来，才渐渐有。古代土地公有，什么地方可以建房子，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公家允许。山川、园地、市肆租税，都是封建时代地方各自征收的，缺乏统一性。
赋税的增加，固然有土地所有者的淫侈，以及战争的不断，然而社会的进步，政务的扩张，财政支出的巨大，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诸侯大夫，不能审察情势，不顾人民负担，一味横征暴敛，自然出问题，井田制度破坏殆尽。力役也加多天数，不依时令，妨害了百姓的生业。难怪当时的仁人君子，一个个痛心疾首。有一种税，是最为罪恶的。不管什么东西，上面要就随时施压给百姓，要百姓缴纳，于是百姓只能到市面上寻求，商人趁机抬高物价，剥削平民。后来的地主也这样，想要什么，就找佃户要。没有定时，没有定物，没有定数，这是最为罪恶的税负了。
财政的规模，既然扩张，自当创设新税。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的方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这个道理，在先秦的时候，只有法家明白。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但盐是无人不吃的，铁是男女都要用的，在盐铁上加点价，国家收入也是能增加不少的。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早的理论。这个时候，自然应当由朝廷统筹全局、定税法，或者直接征收，或者归于地方。然而，当时的人不是很懂这种间接的税法，使得中国的税法久久得不到改良。
人民所欠缺的是钱，然后是物品，至于劳力，本来有农闲，使用合时，既不会对私人有害，也对公家有益。所以，役法施行得当，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但晚唐以后的役法，厉民最是严重。古代的力役，是筑城、修宫殿、沟渠、道路等等，是人人都能做的。一人只要应役几天，自然不会苛重。后来是为官家服务，分为府、吏、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吏是记事的，胥是需要才智的杂务，徒大概是跑腿的吧。从事这些，是需要长久的，因而不能再做自己的事业，所以需要给一定的工钱。能够役使人民的，依旧摊派，不能役使人民的，再出钱雇任。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以前总称杂税。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唐中叶以后至宋朝时，收酒税。唐宋时的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以及，沿海地方的市舶司，也直接或间接收税。等等
赋役的方法，到近代又有变迁。田赋之外，税收发达的，当是关、盐两种税收。盐税自南宋以后，逐渐增加。元明清三朝，成为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期，新海关设立于五口通商以后。民国时，田赋归于地方，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的主要收入。理论上，赋税是渐入轨道，但事实上，还是有待加以整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