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新青年》团体重要一员的鲁迅，被多所高等学府聘请为教师。
自1920年起，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
1923年起，他又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据说他的教师里挤满了学生，有些人甚至要站着听课。
后来，鲁迅与《新青年》团体中的志同道合者，如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一起办了一份叫做《语丝》的文学刊物。
《语丝》的作者，都是些当时已经有名的人物。与此相对，鲁迅还与当时默默无闻的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人创办了《莽原》杂志，试图培养青年批评家。
除了教育部官员的本职工作，以及在大学里担任讲师，鲁迅还要编辑杂志、丛书，审阅稿件，帮助有困难的青年，帮他们找工作，甚至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生活十分忙碌。
就在此时，鲁迅收到了一位名叫许广平的女学生的信。
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当时正在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此时的许广平二十七岁，正在因为对人生、社会的怀疑和愤懑陷入苦恼，希望得到鲁迅的指导。
此后几个月间，两人相互共寄出了35封信，许广平提问，鲁迅作答。这三十几封信，成为二人爱情的起点。
但在当时，鲁迅与许广平还只是师生关系。1924年，杨荫榆接替许寿裳担任女师大校长，她曾留学日本和美国。
但令人不解的是，杨荫榆上任后，推行起旧式的女子教育和封建的学校管理，专横跋扈，冷漠苛刻，为学生们所不满。
一次，因为军阀混战导致一批学生返校迟到，杨荫榆竟然因此将迟到的学生以退学处分，这一做法很快引发学校内罢免校长的运动。
罢免校长活动愈演愈烈，包括许广平、刘和珍等多位学生因此遭到退学。
在此期间，鲁迅不遗余力地积极支持学生。他先是与教师同仁联名发表宣言，随后在学生被困在学校时，坚决留住在学校里，与学生们站在一起。
8月，段祺瑞的军阀政府下令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将其改为国立女子大学，并暴力驱赶留守校内的30名学生。
鲁迅也被革去教育部的公职。11月，推翻段祺瑞的运动空前高涨，段祺瑞从北京躲到了天津。鲁迅等人在时隔三个月后，回到了国立女子大学。
12月，段祺瑞政府宣布重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更换了教育总长，和学校校长，鲁迅官复原职，得到了学校师生的欢迎。
虽然政府重办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和学生们也最终回到学校，但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列强的爪牙之下，整个大时局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危急。
1926年3月，东北军阀张作霖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日军趁机占据大沽港，并且联合英、美、法、意等七国，抗议国民军在大沽港的反击行动。
3月18日，2000多名北京市民、学生举行集会，高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建主权”等标语，一路游行到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所在地。
途中，军警向游行队伍开火，造成47人死亡，150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死者中，有两人是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
听闻此事时，鲁迅正在写稿。愤怒地鲁迅在撰写到一半的稿件下面写道：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然将他们虐杀了！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后来，鲁迅还专门写作《记念刘和珍君》的追悼文。鲁迅这种频频和政府唱反调、对着干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政府的记恨。
《京报》曝光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名单，鲁迅与许寿裳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此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联军攻入北京，迅速对国民党、共产党实施镇压，致使“白色恐怖”横行。
鲁迅在朋友的掩护下几度转移住所。先是藏进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里，后来又转移到一家法国医院。
尽管避难生活缺乏自由，但鲁迅依然坚持写作，写下了《五猖会》《无常》等作品。
7月末，福建省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的林语堂向鲁迅发出邀请，鲁迅深切感受到在北京这样东躲西藏的生活不是长久之计。
他决定接受林语堂的邀请，南下福建，去厦门大学任教。与他同行南下的，还有此时已经确立恋爱关系的许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