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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二卷》起自公元前368年，周显王元年；终于周显王48年，公元前321年；离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有100年的时间。

这48年，是战国七雄争霸，战争频繁，其中最为显著的事件是秦孝公、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一体化改革，改变了历史走向。边陲弱秦，脱胎换骨，一跃成为最先进、最强悍的军事和经济强国。

以现在的眼光，六国纷纷落败，秦国统一，是从商鞅变法改革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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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改革，不是无中生有。

首先是诸子百家争鸣，为商鞅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是各国按照诸子百家理论的实践成败，为商鞅提供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得失；第三，也是最为主要的，是管仲在齐桓公时期治理齐国40年的丰富治理案例，有许多可以直接搬过来套用的治国理论。（可以把商鞅改革，与《管子》一书的治国经验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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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称为商鞅变革，似乎不妥。

因为商鞅毕竟只是执行层面，背后的秦孝公发愤图强，坚决支持商鞅改革是商鞅改革成功最大的支持要素。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显王八年，公元前三六一年，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从这段变法过程来看，应该为秦孝公、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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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信力，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政府缺失公信力，会造成塔西陀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尼禄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与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狼来了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意思。

司马光对商鞅为了推动改革，采用夸张的徙木立信评价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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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改革系统的后续。

公元前350年，推行改革10月年后，秦孝公商鞅开始迁都咸阳；推行郡县制，设郡县31；废井田，开阡陌，也就是打破旧有的农业生产关系，推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耕作制度；设统一度量衡，为秦国统一建立标准基础。

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

公元前348年，推行新的赋税制度。“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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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立功心切，汲汲以求功名，进取不止。

丧失信用，诈取公子卬；没有想好，秦孝公没了之后怎么混，在太子那里拉仇恨，种下祸根。

所以，孝公一旦去世，商鞅立即被车裂，死无全尸。

但是，秦惠王最为对秦朝霸业最为可取的是，并没有因为对商鞅的憎恨，就改变秦孝公商鞅变法。

或许，秦惠王杀掉商鞅，并不是真的仇恨商鞅，有可能是因为商鞅功高震主，无可再赏。从加强自己皇权的角度，必欲除之而后快。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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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40年，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

此时，商鞅，卫鞅已经位极人臣，极盛而衰的必然规律在等着他。可惜，享受权力是春药的他，未能接收门客赵良提出的韬光养晦的保身之计，五个月后，被自己制定的网格法和审核制度，弄得无处可去，无处可逃，被闹市五马分尸。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

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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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操盘者，在古代集权时代是极为危险的。

首先是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改革，如果设计为变革的是增量，对存量采取渐进的方式，可能还比较稳妥；如果上来就动的是存量，不仅触动利益集团的反对，还会很难打破利益的藩篱。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利益，不得善终；商鞅改革秦国为军功制，非军功不得封侯，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度。想杀他的人太多了，不仅是被割鼻子的态势师傅公子虔之辈。

其次，改革者难以处理好与君主的关系。因为君主往往在幕后，把臣下推到前台；成了，是君主的功劳；不成，是大臣擅权，是替罪羊。如果，君臣一心，改革成功，大臣也难处理功高震主的问题。

因为，古代家国和家朝廷体制，任何外来的，都是猜疑的对象，这是无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