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应既兴奋又期待。
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
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鲁迅先生当时也很积极，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
据赵元任晚年回忆，梁启超主张讲学不分地域门户，而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东记”。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肺炎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
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罗素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渴望人类国家能够走向自由法治的环境，渴望世间永无苦难，人人安享太平。
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