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无趣的故事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喂,作家。”

“啥事儿啊,老刘?”

“写一下我的故事吧,如果有难度的话,我可以指导你。”

这是我回老家后,第一次尝试重拾文字,对象是一位年长我十岁的乡巴佬。

我一定要把老刘写成乡巴佬,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不愿认命的归乡人。

按辈分来说,老刘是我老爹那一辈的,小时候每当过年,在轮换制的饭桌上,这个年轻人都会带点儿城里的花活儿给我。老爹叫我,喊他刘叔。

刘叔的形象是何时变得不再高大呢,我想大概是从年龄开始的。当我的成长超出他年龄的一半时,我便觉得和他身处在同一个阶段,不过是我在青春头,君在青春尾罢了。他能为之事,我日益亦可。

再者,刘叔不再年轻后,他没能停留在繁华的城市,而是像条折断了狼尾巴的狗一样,回来乡里继承他老爹的小红瓦房。

那时我正意气风发,断然羞愧于幼时对他的崇拜,我可不会像他那样。所以后来,我叫他老刘,嬉皮笑脸似的,不复往日尊敬。

再后来,我的尾巴也折断了。

但我已然不能再叫他刘叔,这是只有倔强的失败者才懂得的面子工程。老刘也懂,偶尔碰头闲谈,他也装出一副成功前辈的教诲面容,我则配合出一副风华正茂的不羁,双方互留余面。

乡亲们不喜欢老刘,因为他不正混。其实老刘也算多才多艺,毕竟在城里打拼了那么多年,会装网线,会修电动车,但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总是颇带一股怨气,固执得令人无可奈何。

他最近一次被炒鱿鱼的机构是镇上的通讯营业厅,他在给一户老人家装宽带时,把宽带套餐讲得太详细了,让人家老头子感觉像是诈骗。

其实这并非他的工作内容,只是人家问到了,他便觉得有这个义务去解释。

老头子问:“你呀,讲了这么多条条,到底是不是诈骗啊,我儿子又不在这儿......”

老刘说:“你觉得是就是。”

“那这,怎么投诉啊?”

老刘:“投诉电话是......”

这段对话是人家营业厅长传出来的,乡亲们听着乐呵,笑点在于老刘傻得太笔直。至于这到底是不是诈骗,那个宽带套餐内容到底合不合理,也不见得有人去关注了。

我回来时,老刘正是一个粉刷匠。其实老刘懂得更多,门窗工程才是他的强项,在装修团队里的分成也更多。老刘说之所以选择粉刷这一项目,只是因为不需要打太多交道而已。

对他来讲,“赚钱”这一概念已经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他只是迫于“需要”。在十年前,我会看不起他,在当下我们同病相怜。

这次与老刘的相处氛围,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他似乎对我“作家”这一身份很感兴趣,甚至在闲谈中,也要有意无意地指导我一番。

我说:“老刘啊,想不到你一个乡下人,还懂得那么多。”

“我不是乡下人。”

确实不是,就连在日常用语中,乡音化的“好咧”也在他口中变成字正腔圆的“好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这一点,也很排斥这一身份同化。他会给没上学的女娃娃讲女性权利,也会给承父母之约的相亲男女讲恋爱自由。

由此可见,老刘并非完全不善沟通,他的尖锐只是针对正统而言。所以,他很遭人讨厌。

我笑着问他:“那你是城里人?怎么不见你开奔驰啊?”

他摇摇头,“我也不是城里人。”

“你好歹也混了那么久,当城里人不好吗?”

“不好,因为大家都想做城里人,所以当城里人也是一种庸俗。”

我突然意识到他就是另一个我,偏爱特立独行,只为获得瞩目,最怕同沦芸芸。

我也开始讨厌他了。

是的,我讨厌我自己。就像我一开始写的小说那样,总是离不开猎奇与夸张。这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我不该写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不写那些偏离世俗的文字,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得体一些?或者说一开始便不该从文,若能安心地投入广大宏伟的制造业、销售业,也不会任由脑海中的天马行空肆意滋长,落得个日日忧郁的下场。

“把你写的那些发来我看看吧,我来指导一下你,保不准你以后就开悟了。”老刘双手插着裤兜,叼着烟。

我没有怀抱多少期待,但还是照做了,只为他的小学学历让我感觉有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刘对我自己都懒得再看一眼的陈年烂文不断纠错,告诉我在某一句话应该填充怎样的形容词,哪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怎样,或者又是某个情节过于唐突。

我也有自身的傲气,对老刘的认真只当喜剧,尤其是面对他那一本正经且装饰墙粉的大花脸。

我说:“老刘啊,你真行,居然都看完了,你晓不晓得,这些垃圾连我对象都没兴趣看的。”

老刘抹了一把脸上的墙粉,凸露出几分严肃来,“其实严格来讲,第一,这些作品不能说是垃圾。第二,你的这个对象也太不称职了。”他叹了一声,又说:“这也不怪她,毕竟,也不是人人都写过满分作文的,他们的欣赏水平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呢?”

“你写过满分作文?”我好奇地问。

老刘点点头,补充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用了三十个成语呢,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我怕打击到你的自信心。”

我又想气又想笑,憋得剧烈咳嗽。

为了让我有所提升,老刘给了我一个命题,让我写他。

对于这件事,老刘认为我应该很有动力,他说他从我以前的作品里读到了他的影子,那些英雄主义都是他的精神延伸。他觉得我的创作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我没有将事实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无聊到写下跟他有关的文字。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不再写文,也不再考虑那些无从实现的东西。

但他隔三差五都在向我询问进度,并时常对他自己想起来的事迹添油加醋。

老刘说,要从他出生的时刻写起,当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天地惊变,风云......

“好,好,我晓得了。”我总是疲惫地这样回应他。

“一定要记得写乒乓球。”

“好的,乒乓球。”

当这个黄色球体悬在半空中时,年轻时的老刘就已经酝酿好把握它的力度,他对乒乓球的转速运筹帷幄,甚至能预知在对手球拍上弹飞的角度,就像他曾默写的字词一样,从来不会失误。在那座早已拆迁的小学故址,在那片早已荒废的乒乓球桌上,他曾经叱咤风云,眼里有光。

那光芒穿越了时间,降临到他现在的眼睛里,流露出姗姗来迟的遗憾。

“你是不是不信?”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没有的事,我信、我信。”我赶忙说。

“你肯定不信,要是你信了,你早写了。”

我万万没想到,他真的凑了几个当年的同学,我真的看到一群大老爷们在那块烂水泥桌打乒乓球。这是他们在老刘请客吃饭后所要付出的代价。

由于大家已经很多年不碰乒乓球了,老刘赢得很无聊,他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带他们重温规则。

我无言地看着他们,作为公证人和计球裁判,我只想睡觉。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他的辉煌岁月没人在意,那对旁人无关紧要。我唯一的仁慈,即是忍住点破的不耐。

我突然笑了起来,想到自己也是如此般可笑。我向父母、恋人、朋友也犯过此等错误。我向他们炫耀我那旁门左道的小成就,我在无意间也成了惹人烦躁的老刘。可见人本能地害怕孤独,总会急匆匆地去和人分享自己的世界。

其实老刘的身世并没有苦大仇深,他的后妈待他不薄,只是他辍学早而已。也不过如此,那年代他这样的娃比比皆是。

我表示过,如果真的要写他的故事,会是一部很无聊的故事。

“怎么会无聊呢?我的经历可太丰富了。”老刘皱着眉头反驳我。

“你不够惨,也不够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属于没有受众的最中间。”

“你是说,我的人生很平凡?”

我点点头,随即摇摇头,“不是,你这连平凡都不如,不然人家也不会在背后说你闲话。”

他沉默了,稍后小声地询问我:“他们,说什么了?”

“说你要打一辈子光棍了,说你这个岁数还没女人要,怪可怜的。”

“害,那是他们不懂。”

约摸十五年前,在大城市,他有过一段很美妙的恋情。

“冰清玉洁,貌若天仙,天生丽质......”老刘对那些词汇如数家珍。

而我,则听从他的吩咐,做着成语记录。

可他把大部分记忆都用在背词上,当我问到关于俩人的具体情节时,他顿时如鲠在喉。

他说:“让我回去想想吧,毕竟有些年头了。”

老刘回家后,又捎来许多名词——摩天轮、过山车、维也纳......

他说他记性不好,以前跟别人打架伤了头,只能提供我断断续续的时间地点,情节需要我自行脑补。

我想起有一年,他确实脑袋上缠着绷带回乡了,在老家躺了好几个月。我问他:“那你们最后为啥没在一起呢?这你总该记得吧。”

他点点头,“都是我的错,是我年轻不懂事,喜欢沾花惹草。”

我本打算配合他的幽默发笑,却见他的举止静止在那句话的结束。没成想,他竟是认真的。

我不算太了解他,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毕竟一年也就那么一次面。我回味当时对他的印象,父亲在饭桌上劝过他不要老是在外面打架,或许那时的他真就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也存在“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种说法。

“诶对了,你可以说说你打架的事迹,我想这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还是算了吧,这不够正能量。”他说。

我对此事感到好奇,在往后的交谈中时常询问,老刘却总是闭口不谈。我想,以老刘的性格,总有那么一两次是为了朴素的正义感而出手的,可他为什么不愿意说呢?

老刘常常岔开话题,反问我,“作家,我在大城市里的那段感情史写好了没?”

“还没呢,那段有些难度。”我为了铺垫老刘的失望,总是补上一句:“说了多少次了,我不是作家,成名了才叫作家,成名之前,都是‘作假’。”

老刘不依不饶,他竟翻出了那个女人送他的旧物给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也加进去?”

是一件雕塑娃娃,虽是地摊货,看上去也有些褪色了,但破旧感赋予它一层历史性质的价值。在娃娃的肚皮上,镶着三个铝字——唯爱云。

“云是谁?”

“云是她,娃娃是我。”老刘闭上了眼睛,开始腼腆地微笑。

“这个云倒是挺自恋的。”我调侃道,又故作难色,“可把这玩意儿加在故事里的话,有点难。”

“咋难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我的故事框架已经搭建好了,可这又是个很重要的信物,甚至贯穿你以后的人生,要大改。我想以你的文学水平,肯定能懂的。”我解释道。

“我当然知道,这就是为了考验你的。”

“我就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在纠结什么,为何不直截了当地告诉老刘,我不想写他的故事,甚至不想触碰文字呢?还是说我尚未彻底绝望,仍然对他读过我的作品心存感激?

在乡下休养的日子是度日如年的,我想,我也开始出现在乡亲们饭后的闲言碎语里了,和老刘扯在一起,大概又是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类的评断。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我的亲人们在乎,而我又在乎亲人们的看法,所以我仇视旁人对我的看法,又显得我极其在乎。

长辈们在电话中数落我,说我怎么开始跟老刘有来往了,还说现在小镇上都知道我正在写老刘的自传,这很可笑,对自家名声也很可耻。是,我承认,我们家已经好多年没有喊老刘作客了,而且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和亲戚们一致鄙视过,他这个不成气候的反面教材。

我去厨房里找了把菜刀,扛着一块搁置的木板,来到最喧闹的菜市场立下,刻上“祸从口出”四个大字。

逢集,却一个人都没有。

老刘慌张地按住我的菜刀,说:“算了算了,你是文人,不适合拿刀。”

“街上咋一个人都没有?”

“你不晓得啊?调过来一个书记,都去混脸熟了,我们也去看看吧。”老刘一边说,一边把我的门板轻轻地安置在地面上。

我看到公办楼两侧站着齐刷刷的人,我认出卖猪排架的王胖子,他平日里都是光着膀子剁肉,但今天这家伙穿着他老爹的中山装,在大夏天的太阳下弯着腰,双手紧紧地并拢在大腿两侧。两侧人马的中央是个土台阶,新来的领导就站在上面讲话,背着手,勾着脖子四处寒暄,却始终寸步不离,像是慰问众臣的小皇帝。

此等复古的场面,直叫我感叹“城市化”的成功。

我想逃离这样的氛围,却见老刘兴奋异常,他喊道:“老张!”

老刘重逢小学同窗,这种意外的喜悦一直持续到那场乒乓球赛。

老张上任后,喊上还在乡下的老同学们故地重游。据老刘说,老张自从大学毕业后就没回来过,这一回来,就要打乒乓球。

我实在不想去,就骗老刘说,我跟老张有仇。反正事后,他也会兴冲冲地跑过来跟我说答案,跟我说他赢了老张几个球。他还会请我记录在他的故事里,故事里的老张就不能单单叫老张了,而是他老张的职位全称,比如说,某某大人在乒乓球比赛上被他击败了。

但他没有如我预期的那样活泼,消失了一段时间。我听街上面馆的乡亲们说,老张的乒乓球技术很厉害,连老刘都被他打哭了。

“老刘还会哭?咋哭的?”

“我跟你们说,他哭起来挺像个娘们儿!哼哼唧唧的!”

“你亲眼看到的?”

“我也是听说的,但这有啥区别呢?”

老刘没有再为他的故事而专程找我,我看到他下了从县城里回来的三轮车,没有回家,而是鬼鬼祟祟的,从怀里掏出一把崭新的乒乓球拍。我跟着他,来到那块破旧的乒乓球桌。

他在那里对着空气比划了半天,显然是魔怔了,我喊了他一声。

“你写到这回的乒乓球没?”他问。

“还没。”

“那先别写了,等我赢了老张,你再写。”

“你买新球拍了?”

“是的,这样估计就能赢了。”老刘抚摸着球拍上发亮的红皮,不断地变换把握姿势。

老刘说,现在外面流行握横拍,而且球拍不能光得只剩下木板,他需要适应。他还说,他这次输是有原因的,他的水平本就在老张之上,自打小时候就是如此,只不过他已经几十年没有练了,而老张天天陪着领导们打,这对他来说,不公平。他打算重新赛一场,只为洗去这次污点。

“老刘,算了吧。”我说。

“不行不行......”

一滴汗从老刘的额头滑落,我认得那不甘的眼神,是怕输。或者说他的人生中已有诸多失败,只想保持住一些鸡毛蒜皮的赢点。

他说过,要我把他的故事写得励志,所以在这件事上,他又有了化苦为甜的动力。他让我不要打扰他,因为他要练球了。

但他毕竟不是老张,没有人陪他练,我就看见他在那块破球桌上挥舞着空气。

他那么大一个人了,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幼稚。他一定是抱着恨意行事的,死抓住自己能改变的事,为这无聊的人生装饰上意义。

我也明白我的幼稚,她就是不喜欢了而已。无论是否抽烟喝酒,无论是否有安稳的规划,无论是否适合,只要她喜欢,这些从来都不是理由不是吗?

可悲我和老刘一样,试图将失败的原因把握在自己手里,以为只要改善了就能挽回,我努力过,可陷入的不过是另一个失败罢了。

“老刘,我来陪你练吧。”我说。

那天我很亢奋,老刘在我手里一个球也没赢。

我说:“这样没用的,你最多只能赢一局比赛,但你的人生已经输老张太多了,你就老老实实认命吧。”

筋疲力尽的老刘只是接着发球。我想,他打算把我这句话搁浅到无意间去,等待着我们都忘了,曾有这句现实裸露。

可我每天都在跟他说这句话,终于,连我也很累了,被他赢了一个球。

老张是很忙的,不可能会为了打乒乓球腾出空间,所以老刘别说赢,他连这个一雪前耻的机会都没有。

我劝他没必要这么仇视老张,他虽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厌恶,但人家一上任,就安排人把我们村唯一的公共厕所清理了。清理二十年堆积的屎,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这一点我佩服老张。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会赢?”老刘突然问我。

“我信你能赢,但这没有必要,就当给你老同学一点面子吧,放他一马。”我拍拍他的肩膀。

“你是不是不信我以前打乒乓球没输过?哦,你是不是还不信我写过满分作文?”

“跟这有啥关系?”

“如果你真信,那就不该看着老张压着我……他怎么能压着我呢?那时候他成绩没我好,打乒乓球也没我厉害,怎么能压着我呢?”

老刘不断重复着以前,他和老张之间的同窗之情已然殆尽,命运只留给他一颗难平之心。

我不知道老刘是如何说服老张的,总之,老刘最终还是赢了老张。我不明白,他连我都打不赢,区区半个月的练习,就能赢人家了?他又不是年轻,凡事都能进步得飞快。

据说,那天老张刻意没有接球,意在满足这位同窗的好胜心。果然,比起老张的风度,老刘在乡下的风评输得更惨了。

老刘与乡亲们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小卖部会多算他几块钱也就罢了,就连面馆老板娘,都要给他的那碗面缺斤少两。他时有理论,反倒落得一个斤斤计较的名头。这一来二去的,大家对他的嫌弃更胜从前,毕竟,谁叫偏偏他一人不讨好老张。

暑假来临,路口被学生的家长车辆堵塞,我看到载着老刘的三轮车被挤在两辆拖拉机中间,他刚从镇上粉刷完回来。

他看到我,就下车跟工友说,自己走就行了。

他的腰和腿坚持不了太久,在打颤,就赶紧找了块石头坐下,并招呼我过来。

“现在的学生娃真幸福,哪跟我们那年代样的。”老刘点了根烟,以惯用的沧桑之态望着校门口欢快出走的学生。

“战乱时期的人羡慕平庸时期的人,平庸时期的人羡慕富裕时期的人,富裕时期的人羡慕超脱时期的人。”我蹲在老刘身旁,说:“所以你没必要羡慕他们,搞得你好像很特殊一样。”

“反正我是觉得我挺苦的。”

“你苦个球啊,老张才叫苦,没听说?人家高血压脂肪肝的,三天两头进医院。”

“那也是富贵病。”老刘不屑地说。

“难啊……”我感叹道。

“难什么?什么难?”

“你的故事难,没啥亮点。”我装作愁眉苦脸的模样。

“咋可能。”老刘说话有气无力的,没有什么惊讶。显然,一整天的体力活计已让他耗尽精力,连他期待已久的自传也无法使他提神了。这次他居然主动岔开写作的话题,说:“听说这些学生娃都会用电脑了,学校里有电脑吗?他们是不是有的还会装网线了?”

“那肯定了,又不是啥难事儿,要是力气再大点儿,你能干的他们都会。”我看到他把头埋下去,意识到我说得有些冷漠了,又关切地问:“老刘,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当时我要还在读书,现在会是啥样的。”

“会是啥样的?”

“至少比老张强吧。”

“或许吧。”我无力再将思绪花费在他假设的想象中去,那些早已沦为我过去文字里的陈腔滥调。夏天是个令人惰燥的季节,我只想将大脑空至清凉。

“所以你还是可以写的,只是你不愿意。”

“就因为你可能比老张强?”

“你就不觉得很可惜、很憋屈?你要是我,你肯定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你不是我,才不稀罕这些,你不懂。”

老刘地勉强站起身,对我充满敌意,他那两条发颤的腿,像是被我压迫的一样。

我没有理他,拍拍屁股回去了。 我不懂,我怎么不懂?明明是他不懂,何为无病呻吟!他有手有脚身体健康,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斤斤计较,一点也不像个男人!

如果我真的不懂,我就不会一年过得比一年消沉。我也曾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嫩茎,对阳光、对生长欲罢不能,我也曾幻想过会成长为何种形状,是枝叶茂盛的?是挺拔孤傲的?还是歪脖子类的?但每天春天都会有东西在我头顶上踩一脚,让我在头痛中度过最有潜力的时期。

我也明白,踩我的东西没有任何敌意,我不能怪它,因为它叫命运。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茁壮的,埋没在泥土里,是大多数的命运。我要为此感到悲哀吗?那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旁观者总是说,成为种子已经如此幸运,连感受悲伤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

我在心里这样子劝着老刘,像别人劝我的那样,如此苍白无力,连我自己都觉得没趣。

我到底还是同情老刘的,不是同情他的人生,而是......而是同情他的人生无人问津,同情旁人觉得他无病呻吟的那刻,是有多么的孤独。

我不能拿着别人说教我的态度去说教老刘,好似我自己已然超脱。

我居然真的开始写他了,只是写的时候,依旧没有创作激情,像是在记录,亦像是行善。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设计,也没有什么哲理的隐喻,如果把写作比喻成美食的话,我想,没人会写一碗白干饭吧。

我对老刘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作家,只是一个妄想把热爱当饭吃的失败者而已,我也没有那么高深的功力,能把一碗白干饭写出人间气儿来。

“你就按照我说的那样写嘛,准比你以前写得好多了。”老刘说。

“老刘,你小时候的铁哥们儿是谁?”

“有、有!”老刘扣着后脑勺,“叫啥来着......忘了。”

于是我给那位无名氏编了一个名字,再问:“还在联系不?”

“没有了。”

在老刘的记忆遭受打击后,对于年岁久远的,他只能记得关于分别的一些事。对方算是他童年最好的玩伴儿,但他记得对方偷了他几块钱。

老刘说,当年他并没有拆穿,但一味的忍让让其变本加厉,最后老刘将零花钱换了地方藏,双方也就慢慢生疏了。

“你当时还有零花钱?你家那时候条件还挺好?”

老刘摇摇头,“那本来是我早上上学买馍的饭钱,一点点攒的。”老刘一直对辍学一事耿耿于怀,他认为失去了许多属于他的的东西。他还不时羡慕我,说:“哪像你们这个时代,多好啊,外面培训班那么多,随便就能学个技术吃饭了。”

我无多余的耐心跟他解释,其实这个时代也无多大区别,不是努努力就能改变得了什么。

老刘辍学后,其年纪还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空有一副愣头劲儿,于是就在他老爹的安排下,给乡里邻里忙活田地。

他爹说,刘家以前是逃荒过来的,在这没什么亲戚,要和乡亲们交好,以后说不准有合适的出路。

他埋怨他爹,认为搞好那些无关紧要的人际关系是无用功,但他又盼望着能回去读书,于是也卖命地去干。这干吧,干吧,就有人介绍他到大城市里干活了,说来钱快。

老刘的爹走后,他们家在乡里建立的人情也跟着入了土,没人再提过刘家为这片土地做过什么好事。

我在写这些琐事时,心想这些还不够,不够悲惨。与我读过的那些拿捏人心的文字相比,老刘的故事还是过于平淡无聊了。于是我将这一悲惨的消息告知了老刘。

老刘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像是看着一头冷血动物。

他摊开手指算账,“我当了十年的学徒,一事无成,还不惨?”

三年理发,三年电焊,四年汽修。这是老刘的履历,每一个师傅都把他打发走了。

“你干啥了?”

“要送礼请吃饭,我没啥钱,就是有也想攒着,反正他们也不咋教我,就让我打打杂,跟我一起当学徒的老乡都出师了,我还在打杂!”

“真替你的师傅们感到悲惨,收了你这个徒弟......也不怪,清高的师傅也不太爱收徒。”

写到老刘当学徒的这段时间,我想到我一个也当过学徒的同学,他当时拜的是模具师傅。

我这同学比老刘幸运,人情世故早有长辈打点,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兢兢业业一年,工资就涨了几百块,但他师傅可比以往多赚不少。

两人曾经协商过一次,他觉得薪水太少,应该按照利润多分一点,他想立马看到自己学到技术的成果。但他师傅认为,他离学成还太早,这是一辈子吃饭的技术,现在才第一年,再多学几年再谈分成的事。

师傅不想他走,他觉得师傅给的不够。最终他还是走了,后来跟我说,师徒之情就是狗屁,只有像我这种狗屁不通的作家才会把这样的狗屁写进小说里。

其实两人都没有错,错的是现在时代很快,人都不愿再拿自己的人生去赌,大家都想先试试,先将眼前的利润拿走保本。

老刘就是帮别人保本的命,无论是帮忙种田还是在门面里打杂,不曾有人先对他付出过。

对于老刘的故事,我写得累,也写得轻松。

老刘口头上表达过,大概意思是我不要去添油加醋,不要渲染,他对自己真实的故事有能打动人的自信。

所以我很累,我得强打起精神往下去写,写一个不需要任何灵感的故事。哪怕我知道老刘默许我搞一些润色,但这个故事的色调过于贫瘠,容不得我的想象力见缝插针。

我的轻松也来源于此,这注定是一本失败的读物,我愈来愈绝望,愈来愈无心理负担。

有时会觉得这是毫无意义的写作,但我又可怜当时心血来潮的自己,我不忍背叛那一刻的我。

我突然想到刚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自认为已经足够成熟地对待感情,我们模拟出种种未来可能的困境,告诉对方,我们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提出分开的她忘了那些,所以她最对不起的其实不是我,而是那个当时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她。

我还记得当时的我,我还是我,但那个被她抛弃遗忘的她,那个认真又可爱的她,只剩我一个人去想念了。

于是,我又坚持把老刘的故事写下去。

对门的花婶对我天天一回家就紧闭大门一事很感兴趣,时常在我楼下张望。因为她善于跟我家里人打交道,所以我讨厌她的多事。

一天,她逮到我上街买完香烟回来,说:“小付啊,你这回来那么久,啥时候去上班啊?”

“不知道。”

“你是不是又在写文章呀?”

“嗯。”

“能赚多少钱啊?我听人家说大作家一年能赚几百万呢!你赚多少了?”

“关你屁事儿。”

“你瞅你,说话没大没小的,这不是关心下你嘛,你爸妈让你别跟老刘那二流子混……”

“所以这都是你打的小报告?”我质问她。

“我这不是打报告,我这是……”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打的报告?”我指着她的鼻子说。

“算了算了,不跟你一般见识,驴性子。”她赶赶手,逃进自家门院去了。

我并非全然生气,真假参半罢了。我继续写着老刘的故事,但在写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人们对它的负面评价。

作为文字作品,它和人倒也无异,也是要论出生的。它的悲剧从它的身世便已经开始了,经由一个失败的作者创造,写满另一个人失败的故事,完了,它又不显得彻底失败,毕竟失败到极致也是吸引人们关注的机缘,于是它连贩卖失败的权利都没有,实在是太失败了!

即使强行凑到别人的眼前,也会显得一番卖弄惨相的韵味,届时迎来的眼光便不再公道。人们会从结构上批判它的身体畸形,从题材上对它的外貌意兴阑珊,从文学思想上感慨它并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一定要有一套标准来衡量它的价值,一定要的,不然,它拿什么来证明那些鉴赏它的人们的水平呢?

作家啊作家,你又在人们的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电视上镜头焦点中那样的高大伟岸吗?肯定不是的,你周围没有任何想要采访你的主持人,即使有这份幸运,也不过是职业性微笑罢了。

我来告诉你这个现实吧,人们对于文字向来叶公好龙。当这条龙触不可及之时,它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倘若这条龙寻常到近在身边,它便可供人们随意亵玩嘲弄。

如果一个普通人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叫“作家”的物种,那么他肯定会想,那种传说的圣兽怎么可能与他相邻?他苦思冥想,又“哦”的一声恍然大悟,这个“作家”肯定是个钓名沽誉的土鸡瓦狗。只有此种可能,如同他的身边,只容得下土鸡瓦狗。

于是,这样的一副形象便在他的印象里生了根——作家翘起兰花指,小心翼翼地捻起短小精悍的粉钢笔,在一张患有洁癖性格的纸上,像啄木鸟一样点缀出一行秀气的文字:今天被一只蚊子咬了,呀,真是令人伤感的一天,我要写一首凄美的散文诗,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我在他们眼里一定是这样的矫揉做作,否则烟铺老板和花婶的笑容怎会一致得像是亲兄妹似的?他憋笑似的说:“大作家来买烟了嘞,老刘的传奇写好了没有?写好了,记得给大伙儿参观参观啊!”

老刘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他应该后悔向别人吹嘘有人愿意捧他当主角一事。得罪了老张以后,刁难他的事时有发生,本来也有一些不愿掺和的门面,但街上的铺子老板们总是要聚在一起打麻将,不跟着踩上老刘一脚,接不了话茬,会显得不合群。

故事里写到老刘进工厂打工的日子,又是一场拖欠工资的桥段,恰逢老刘也找了过来。

“我就直说吧,我没把你当晚辈了,请我吃顿饭。”老刘憨厚地笑着。

“你不会没钱了吧?”

“工头没有给我结账,说是人家那边不满意粉刷这一项。”

“你去问了没?到底哪儿出问题了?”我见他支支吾吾,又替他想,“粉刷那一块就你一个?”

“不止,还有俩呢。”

“另外那俩拿到钱没有?”

“不晓得。”

“你倒是快去问啊!”

老刘赶紧去给那俩工友打电话,我提醒他打开扩音。第一个电话,老刘还没开口问呢,那边已经先发制人,“老刘啊,我也还没发工资,你发了?”“没,还没。”老刘松了一口气,没有刚开始看上去那样焦虑,看来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分担。

第二个电话,在老刘询问后,那边开始也说没发,后来听老刘抱怨了一会儿,那边又沉默了,最后说:“老刘啊老刘,这事儿怪你自己,你想想,是不是得罪的人太多了?为啥万工就没给你发呢?”“这么说你发了?那你刚才......”老刘焦急地刚想问,那边已经挂了。

“我最近也没得罪谁啊。”老刘哭笑不得地看着我,脸却涨得通红。

晚上,我请老刘吃了碗牛杂面,他那碗里连汤都不剩一滴。他吃得很快,要先走一步,说是想趁着夜不深,赶紧跑去问问业主,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说,万工把自己的那份钱吞了。

我问他:“你咋不白天去呢?”

“要钱这事儿我有经验,白天人家忙,这种事儿也不光彩,容易伤人家的脸面,要背后偷偷的,说不定人家也就给了。”

“看不出来,你倒会替人家着想。”

结账时,面馆老板龚老二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把钱递给他,他还在笑,两手插在裤兜里。

“你笑个毛啊。”

龚老二说:“老刘现在问你要饭吃?”

“要啥子饭?我他妈就不能请别人吃饭?”我知道这家伙最爱在麻将桌上说别人闲话,也没给好脸色,“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走了啊。”

“要,要。”龚老二终于舍得抽出裤兜里满是油垢的手,接过钱后,他凑近了说:“我说,看在你老爹的面子上,还是劝你一句吧。”

“说。”

“老刘这人有毛病,少跟他混。”龚老二神神秘秘的,凭空比划着手势。

“不是,”我将一口烟吐在他脸上,“我说老龚啊,在你眼里,哪个人没点儿毛病?”

“真的,他读书那会儿我就晓得了,你别不信,那会儿我跟他玩得还不错,那家伙天天偷我钱,几块几块的偷,当时我还没......”

我没有再听下去,赶紧离开了。

回到家,我打开老刘的故事,缓缓翻到开头的部分,虽然无趣,好歹也写了一段时日了,实在不忍心删掉。

也不知道,老刘要到钱了没有。

半个月过去了,老刘没有要到钱,已经成了乡下人尽皆知的事。

上街时,遇到十几年前教过我的老师,她已经白发苍苍,却比以前愈发的油光满面。她正提着一大袋桃子往家里走,见我来了,从袋子里抠出一个给我。

她现在已经不在学校,而是和老张一个部门,脸上总是裹一层廉价化妆品留下的角质,死活都不愿意退休。

“嗯,还行。”我啃上一口,模仿我妈和熟人打招呼的语气,说:“这桃多少钱一斤?我也想去买点。”

“这哪是买的哟,这品相,能买得到?”她将袋子敞开,施舍我看了一眼,又赶紧合上,“这可都是人家跑到我们办公室送的,想不要都难呢。”

她装作无可奈何,笑得尖嘴猴腮,但我知道,她其实是想留给我一副落落大方的印象。

我想到老刘的事,也记起她所在的部门,就问:“那个,周老师啊,老刘没拿到工钱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哦。”她点点头,想起了什么,“咋了?”

“你那部门处理这事儿不?”

“这嘛,不好说。”

“您这个大主任说了还不算?”我打趣道。

“你咋会想着帮他呢?不值得的。”她眯着眼睛看着我,直摇头。

“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嘛?你看看,老刘有鼻子有眼的,不像人,难道像条狗?”

“哟呵,你这娃还学会开玩笑了。”她说归说,整个人倒是正了几分,将那袋桃往身后藏了藏,接着说:“但这事儿吧......你也是我教出来的,总晓得凡事都要讲究个凭证吧。”

“啥凭证?”

“劳动合同呀,你又不是没上过班,这个都不懂?”

“早说嘛,原来是这玩意儿啊!”我哈哈大笑,这是我在乡下听过最有趣的名词。

临别时,周老师还不忘教导我,“小付啊,有些事我也听说了,老师讲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啊,写作不适合你,你没得这方面的天赋,我记得你初二就开始有这个毛病,作文老是写跑题,不是骂这个就是在骂那个,这样还怎么跟别人好好交流嘛。”

“那,老师你看看,我这块料搞啥子合适?”

“以前吧,觉得你去当兵是最有出路的,但现在太晚了,你趁着还能干,出去到工厂里试试,绝对比你天天胡思乱想强得多。”

“老师还真看得起我,我会去试试的。”

当老刘开始四处要钱,关于他的传言越来越多,用娱乐界的话来讲,就是他在这个乡下已经红得发黑。我搞不懂老刘这样的人为啥会红,明明大家都看不上他,但闲言碎语中又舍不得将他抛弃。

后来我懂了,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交流的,他们其实算不上真的厌他,反而谈起老刘时,他们笑得开怀。当俩熟人在某个街角偶然碰头,免不了打几声招呼,老刘就成了他们缓解尴尬的润滑剂,等老刘的八卦在言语中消费得差不多了,双方便也能体面地道别了。所以老刘很重要,他是街坊邻里之间维持和睦关系的纽带。

但老刘的价值有限,同一件事讲太多也会词穷,久而久之,便又有了创新,例如:老刘活该拿不到钱,谁叫他借着装修的名目顺了主人家的东西;老刘理应拿不到钱,因为这趟活是先给钱后办事的,总不能让他拿第二遍;老刘肯定是拿不到钱的,谁都知道他穷,没什么存货,他肯定早早地找万工预支了,哪能安分地等到完工发钱那天。

老刘再拜访我,整个人都破烂得像是乞丐,腰板弯弯的,也不知是不是饿的。但在吃了我两包泡面后,他的眼里重新燃起了火,像一头已是强弩之末的狼。

“这儿的人都他妈是畜生,我要上告,我要告到市里去!”他恶狠狠地说,又问:“你懂得多,你觉得这事儿能不能成?”

我思量了一番,摇摇头,但我喜欢看他恶狠狠的样子,不忍心将其气焰扑灭,就去厨房取了一把菜刀给他,“这个保准管用,不用真砍,吓他一家伙就行了。”

“用这家伙......还是算了吧,没必要。”老刘的语气瞬间软了下来。

“那你去市里,来来回回的,就算要到了,你开销的差不多也折腾完了。”我见不得他这懦弱相,就没好气地说:“怕就算了,人家就是吃定你这不敢那不敢,你就活该。”

“不是不敢......”

“你就不敢!”

老刘却一声叹息,跟我讲起他当年头破之事。他讲到大城市有一家工厂,他见不得人家拖欠工资,更见不得同事们不敢去要,就拿刀走了极端,堵在人家财务室门口,跟一群保安干了起来,搞得头破血流。最后人家把所有人拖欠的工资发了,但老刘这个出头鸟进去呆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老刘的爹让他发誓,再也不跟别人干架。

他自己又难做到,每次一受气就浑身发抖遏制不住,虽说没有动手,却免不了几句口舌,结果到哪也混不下去;再加上伤了脑子,没有以前机灵了,总被骗。最终他还是回来了,想着能过一天算一天。

“英雄豪杰!”我对他竖起大拇指,“但我不信!”

“连你也不信我?你还不信啥?”老刘急得差点儿跳起来。

“这回不一样,也就让你拿刀露个相,你就怕成这样,估计你以前讲的那些事也是吹的。”

“我、我是怕我讲不过理儿,会急上头,到时候指不准出啥事。”

“该有啥好理论的,这本来就是你的钱,而且你又不笨,不可能说不赢人家!”

“你不觉得我笨?”

“放心吧,你离‘笨’字儿还差得远呢!”

我其实没有说谎,与其说他不笨,不如说嫌他笨得不够彻底,若是能笨得像个痴呆,人家欺负他也要考虑一下自身面子,他这刚好笨在别人的良心底线之上。

“是不是我去了,你就信了?”

“那肯定了,不去不是男人!”

“那你记得把我写励志点儿。”老刘像说临终遗言一样,在门口回望我。

“快去吧,我马上就写!”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赶了许多稿,我想赶紧写到现在,记录这让我感受到活力的瞬间。我的双手整夜都在发抖,我必须承认我脑海里最无耻邪恶的想法。我期待老刘失控,让他砍死万工这个坑人钱财的畜生,但这不够,也许他会遇到更多的敌人,一个个都要劝他冷静,要让他一直砍,尤其是那一张张扮演良善的嘴脸,一定要砍到分辨不出来,我厌恶他们所有人!砍死他们,砍死他们!

那夜过后,老刘,失踪了。但这又留给我许多有价值的谜题,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一定是死了,只是被人弄得风平浪静。我甚至已经猜到万家和上面搞了什么勾结,正等着我去揭穿。

再等一段时日,真的没有老刘的消息。确定他真的死了,我就不怀好意地找上万家。

“老刘?对哦,他咋又不来找我了呢?明明之前来得那么勤快,钱我都准备好了的。”万工说。

“别装蒜了,你把他埋在哪儿了?”我奸笑着问。

“你在说什么鬼?”

万工不像是演的,他说,装修队的工钱一直在他银行卡里,但前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被限额了,他只能每天取出一点,先给占大头的装修师傅。他还说,老刘知道的,他们商量过,老刘也同意最后再领。

“谁知道这家伙缺钱缺得紧,吃了反悔药。”万工拿出一个信封,“你不跟老刘熟嘛,这钱你就帮我拿给他吧,我反正是看着他就烦。”

我仍然心存侥幸,试图寻觅出更大的阴谋。老刘如果没死,又会上哪去了呢?莫不是遭了谁的威胁,在躲着。

老刘的故事被我搁置了好久,我就等着那点血红色的笔墨,但就算如此,老刘也不施舍给我。最终,连那些爱说闲话的乡巴佬们都不再提到老刘了。我不甘心,问他们:“怎么不说老刘了?”“没啥意思。”他人不在,在背后嚼舌根也令他们少了许多快感。

我带着疑问,翻进那间满是蛛网的小红瓦房,把他的工钱放在塌掉的床上。老刘,你在哪呢?我的菜刀你放哪了?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那家工厂是真的,甚至他提到的同事也确切存在。我在与他们共事之余,打听过老刘的事迹,结果却是与我所知的大相径庭。

老刘根本没那个胆子,他确实是在这把头弄破的,但不是什么光彩事。那天夜里他溜进仓库里偷铜料,翻墙时,袋子破了,砸了一块在他头上。

可总得有真的吧,我通过老刘以前的同事找到了那个“云”,我把她送他的礼物当作遗物,我对云说:“云,老刘死了,这块雕塑是他唯一的财产。”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能见到这玩意儿!”这个相貌平平的妇女很兴奋,一把抢走了它,不过她说:“其实上面的云不是我,是我老公,他名字里有个云。”

我问她关于这个雕塑的由来,她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年打工谈恋爱时,给现在的老公弄的生日礼物,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找不到了,没成想,居然落在老刘那里了。

“对了,老刘现在咋样了。”她问。

“他死了,我刚刚才说过的。”

我埋怨老刘,怪他不争气。我想在故事里同情他,试图在他身上捕捉出一点人类稀有的特点,但除了俗气,还有点下作。

他还总问我信不信,有什么好信的,就算信,也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还总要我把他写得励志,他还想有转折,他不愿跟那些乡巴佬一样,可这,又有谁在乎呢?连我都不在乎。

就连他的遭遇都那么平平无奇,身边连一个大奸大恶之徒都没有。我的浪漫主义情怀已经尽力了,已经在扭曲事实的边缘尽量抹黑那些对他冷漠的人......我已经隐藏太多,仍是拯救不了他。

那些人不好,但又坏得不够。

我没有写太多老张对乡村的贡献,他上任后,把村里的水厂翻修了,从此家家户户的自来水再也不会出现成堆的黄沙;我没有写龚老二虽然爱说老刘坏话,但老刘已经在他的面馆里赊了不少账;我没有把周老师写得太完整,虽然她对于收礼一向来者不拒,也偷偷开了一家小作坊补习班,但没有收辍学的那几个娃的钱;我没写的,还有很多很多......

我突然清醒了许多。

在写作的这段时间,不知不觉中,我好像是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把老刘的故事当作成一种自以为是的天命。毕竟也就他看得起我,所以,我总想将他渺小的声音发扬光大。

我恨,恨我不能遇到那些大是大非,没有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环境,不曾拥有讲述苦难的底气。

原来我才是最可恶的,老刘比谁都看重我,还被我利用威胁。把他赶出这唯一的容身之地的人,从来都只是我。

他们都没有错,只有我在错,是我想哭想笑,还想要这个世界知道,无病呻吟的只有我一人罢了。平平凡凡的资历,平平淡淡的阅历,还妄想窥探文学的意义。周老师说得对,没有我,天下太平。

我已经丧失所有的创作欲望,也丧失对未来种种卓越的期盼。就这样平凡到死吧,和沙粒一样,反正也本该这样。

不知过去多少时日,老刘的故事完稿了,至于老刘到底喜欢不喜欢,也无从得知了。

旧时的编辑问我,说,我闲了那么久,有没有新的大作。我把老刘的故事发给他看,他说这不像是我写的。

他说,我的文风向来尖锐的很,不可能这样如同碎碎念一般;又或是光怪陆离,这次大部分篇幅竟是墨迹在寻常人与寻常事上。

这就是我的真实水平,我也只能写出这么没有价值的作品,我回答说。

老刘的故事我印了一份,烧了。

人间独孤,唯天地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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