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在傍晚与父亲报警后回家的路上，伤心抑郁之下，心脏骤停猝死。而让她伤心致死的是父母为她筹集的九千九百元学费。消息一出便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对监管部门的谴责，对骗子的愤懑，对孩子的惋惜，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愤怒让我们自以为找到了那个杀害年轻生命的凶手。电信诈骗确实亟需解决，然而，隐藏在此类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8月21日，《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贫富极化、阶级绝对隔离、阶层完全固化的社会结构，这与《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异曲同工。正如《北京折叠》中所描绘的那样，同样的十万元，是第一空间里全职太太随手拿出的零花钱，是第二空间的高材生一个月的工资，也是第三空间老刀宁冒牢狱之灾去卖命的一年工资；第三空间用8个小时为了10%的取暖费整天面红耳赤，第二空间用16个小时一门心思拼搏努力、追求个人发展，第一空间则把24个小时用以充分的交际和思考。当思考成了特权，当各个空间里的人不再产生共鸣甚至无法交流，世界便已宣告折叠。因为其实贫穷最可怕之处不在于物质享受的暂时缺乏，而是它束缚了一个人的眼界、勇气、认知和想象力，这才是阶层差距被越拉越大的核心因素。当我们在指责骗子的同时，也要考虑这些孩子们的家庭与父母的因素：他们大都家境清贫，学习努力，孝顺听话，父母常年外出打工，被骗后对父母心怀愧疚。事实上，尽管家庭清贫，但被骗的一万元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还没有到完全无法接受的程度。然而，可以想象，父母不经意间向孩子流露的赚钱的艰辛，给尚在读书、无能为力的孩子带来了无形中巨大的压力，这种矛盾和压力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向父母要求什么，只能尽可能地降低花销、给父母减少一些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父母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生活学习中的长期缺席，他们很难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与沟通，父母每一次回家探望时的匆忙，让孩子在短暂的欣喜之余，感到更多的辛酸与无奈；孩子平时循规蹈矩，生怕给父母惹麻烦，有事尽量自己解决，害怕父母担心。长此以往，造成了自卑、胆怯、内向、忧郁的心理状态，一旦遇到此类事件，无异于晴天霹雳，难以承受。一万元，或许只是他们大学毕业后一两个月的工资，而如今，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8月29日，王健林的“小目标”一夜走红网络，引发网友的热议调侃。有人说，首富的小目标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无异，但其实早在25年前，王健林的公司营业额尚不足百万元时，他已经提出了要赚一个亿的“小目标”，只是当时无人相信而已。美国心理学家洛克于1967年提出了目标设定理论，他认为目标本身就具有激励作用，使人们的行为指向一定目标，并将自己的行为结果与既定目标相对照，及时调整修正，从而实现目标。因而，作为大学生或准大学生，设置人生目标、对自己进行生涯规划是必要的，而目前看来，并不是每一位学生和家长都能有这样的意识。高中沉重的课业和考试压力使学生的一切学习内容都变得极为功利。即便是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绝大多数学校追求的仍是高升学率：对高考范围内知识的机械积累和重复记忆，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严格要求下稀缺的自主支配时间，被动强迫下的学习状态。这一切使学生在高中只能够埋头苦读，却没有时间和机会抬头看路。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与发展机遇，对决定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确定职业及发展目标，制定相应计划和安排，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个人发展过程。家庭是影响个人未来生涯发展、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可以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与工作态度。城市中的就业讲座、图书馆、广告传媒等诸多渠道为学生提供了就业形势，生涯发展相对更为成熟；而农村则相对落后，信息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但作为职业生涯规划主体的学生，需要不断增强自主性、独立性，开阔视野，成熟思想，提高自我意识，从而更为客观、全面、深刻地认识自我，参考家庭、同学、师长和专家的意见，积极主动地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8月22日凌晨，又是临沂，大二学生小刘被骗九千九百元后猝死。8月29日，广东一准大学生的尸体在海边被发现，遗书显示死因是被骗一万元学费而选择自杀。8月30日晚10点许，南京大二大学生因被骗九千八百元学费，准备跳楼自杀，幸被救下。从高中生向大学生转变的时间只是从高考结束到大学开学既长又短的三个月。说它长，是因为学生刚刚从长达三年的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中解放出来，长期压抑的娱乐、放松终于可以得到释放，喝酒、睡觉、电影、游戏、旅行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学生既处于类似“放纵”的状态，又处于期待高考结果的焦虑状态。家长的默许、社会的容忍、学校的缺位，使这一时段学生的生活、学习管理状况混乱，可以说是“真空期”。说它短，是因为这三个月对于从高中生到大学生身份转变来说，难以实现。为什么此类事件集中发生在准大学生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身上，恐怕也不无原因。第一，高中生生活学习范围相对固定，活动范围、信息渠道相对闭塞，思想单纯、社会经历不足、甄别真假能力有限，突然暴露于大量复杂的信息之下，难免不受迷惑引诱。第二，高中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而到了大学之后，过去的目标已经达成，而新的目标不知道该如何确立，父母、老师能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感到迷茫无助。第三，高中通过考试形成的“非对即错”的思维不再适用，即利于学习的即是对的，其他一切影响学习都是错的。但当学生来到大学，发现在大学中仅依靠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面临大量“无关对错”的选择：要不要加入社团，是加入话剧社团还是加入英语社团；要不要参加比赛，是参加创业比赛还是参加科技比赛；等等。中国家长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认为只有需要考试的知识才算得上知识，才需要专门的学习，语数外理化生，在学校学、在家里学不够，还要送到辅导班学、找专人辅导着学。自己没有树立好的榜样，却责怪孩子没有形成好的习惯；不允许孩子谈恋爱，却希望到了结婚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辅导班让孩子考上大学，却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
不可否认，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缺失、泄露严重的今天，电信运营商在防范打击诈骗行动中的表现不如人意，电信实名制存在漏洞，都给了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我们的隐私和个人信息被大量、廉价地泄露，有关部门、运营商责无旁贷。然而，这些大学生或准大学生们面对被骗后的心理状态和应对方式，更是值得我们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深思的，单纯把原因归咎于贫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父母无形中带给孩子的悲观与自卑、生涯规划意识的缺失、准大学生的心理教育空窗，这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要使他们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停止思考，不断拓宽眼界，要能看到未来的“一个亿”，而不要被“九千九”绊住了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