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开着新买的越野车回村的。
车停在院门口，排气管还突突冒着热气。我爸正拿着扫帚扫院子里的落叶，听见动静，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继续低头扫地，把那堆槐树叶子扫得尘土飞扬。
我把后备箱打开，拎出两瓶酒，还有那条红色的中华烟。
“爸，抽烟。”我把烟递过去。
他停下手里的活，在裤腿上蹭了蹭手，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侧面，眉头皱得像个核桃：“这得多少钱？”
“不贵，朋友送的。”我随口撒了个谎。
“送的？”他瞥了我一眼，明显不信，把烟往窗台上一扔，“净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你那车贷还没还完吧？家里有旱烟，抽那个带劲，这个你拿回去退了。”
“拆开了怎么退？你就抽吧。”我没理他的唠叨，转身进屋去喝水。
晚上吃饭，他破天荒地没喝白酒，只吃了两碗米饭。那条烟就孤零零地躺在窗台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看他好几次拿眼睛瞟那烟，想拆又舍不得拆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爬起来一看，我爸穿着那件旧棉袄，正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黑塑料袋，鼓鼓囊囊的。
“爸，干啥去？”
“去镇上卖点蘑菇，昨儿在后山采的。”他头也没回，推着车出了大门。
我想着反正也没事，就开车带点东西去给二舅送个节礼。车子开出村口，路过村中心的小卖部时，我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
小卖部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地上。
老板老李手里拿着那条红色的中华烟，正在跟我爸说着什么。我爸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把零钱，一张一张地数，那是他卖蘑菇换来的钱。
我看见老李把烟收进柜台里，然后从里面拿出几条那种十块钱一包的廉价烟，塞进我爸手里的黑塑料袋里。
老李似乎还在劝我爸把零钱收回去，我爸摆摆手，把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仔细地叠好，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拍了拍，这才推车往回走。
他骑得很慢，车轱辘压过石子路，一颠一颠的。那个装着廉价烟的黑塑料袋，在车把上晃来晃去。
我把车窗降下来一条缝，想喊他，嗓子眼里却像卡了根鱼刺，怎么也发不出声。
老李看见我的车，笑着打招呼：“哟，这不老三吗？你爸这人啊，真是个犟种。非要把你给他买的那条中华退了，换成这几条‘大前门’。他说他这嗓子眼粗，抽不来好烟，那是给领导抽的，让我按批发价把差价退给他。”
我勉强笑了笑，没接话，一脚油门踩下去。
后视镜里，我爸骑着自行车，身子前倾，用力蹬着脚踏板。
我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骑着车，前面大梁上坐着我，后面驮着几百斤的粮食去卖。那时候他背挺得笔直，像座山。而现在，那脊背弯得像张旧弓。
车开到二舅家门口，我掏出烟盒想抽一根，手一抖，烟掉在了地上。
捡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烟盒底部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小字，大概是刚才在车上随手记的。
那是他昨天看了一眼烟后，心里盘算的账：
“一条烟六百，能顶家里两个月电费，能买三十袋化肥，能给你攒出一个月的车贷利息。”
我把烟重新塞回盒子里，整盒都揣进了兜里。
风吹过来，眼睛有点涩。我知道，这辈子我也戒不掉这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