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几岁的年龄,我居然到了叛逆的年龄,从小乖张的我现在只想活在自己的意愿里。那些所谓的固定工作的桎梏令我难以呼吸,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如果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每天让我打针发药翻身看屁股听患者喋喋不休的责骂,我想疯掉是迟早的事情!不是不热爱,只是心已经被折磨的无能为力。可能和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差距很远,可是弃医从教的理想越发浓郁。
闹得沸沸扬扬的聊城假药案已然证明了国人的素质仍然亟待提高,科尔伯格先生的道德两难故事里六个阶段,现在的我国很多公民仍处去最低的第一第二阶段,如果在不违背道德法律的基础上用公平公正的方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被诘责的话那么未来的医学怎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