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宋村除了郑姓和宋姓,还有马姓、杨姓、樊姓、聂姓、苏姓、赵姓、邵姓、贺姓。有人习惯断章取义,有人会选择性失忆,也有人爱碎碎念,像我一样,记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那天在北山上和奶奶聊天,说起一个人,她记不起那个人姓啥,问我:“你岁姑姑家是姓郑”我说:“姓郑”她又问:“那你姑姑家隔壁的人姓啥”我说:“一家聂姓、一家马姓”,她说:“八十几了,想不起几个人名。”又说起一些村里过去的事,她说的人名,我一个都想不起谁是谁,这记忆的事跟年龄没有一点关系,和在不在场有关系。
我母亲总给我说:“闲了和村里人多来往,老了还是要回去的。”我就希望能在天水城里遇到村里的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遇到过买水果的,赶场的、菜店里摘菜的、扫马路的、小区看门的、接送孩子上学的、医院看病的、逛街买东西的....,他们老远就喊我的名字,问我家里人好不好,今年有没有种地,等我走远了,他们说:“长得真像她母亲。”我有时候在想,他们之所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来,并喊出我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母亲很少离开村子。天水城不大,随意走走都能迎头遇上,那些远在新疆、广东、上海....求生存的乡亲,不知有朝一日遇上他们,还能否叫出彼此的名字。
去年我从山水新城搬家,因为办理手续需要一段日子,无处居住,在东团庄租了一间房子,房租不贵,路不是很难走,但要上一大段慢坡。那天晚上村里的几个兄弟一起喝酒,无端想起一些烦心事,酒就喝多了,两兄弟像抬尸一样,把我抬到东团庄。第二天,他们说抬吃力了,出了一身汗,我就想,大抵百年之后,能抬我的还是这群兄弟。
小河子边上的几棵白杨树因要硬化村道被砍了,要几人才能合围的树,找不到一丝痕迹,水泥路太坚硬,太冰凉,封住了百年树根再生的希望,和城市的柏油路一样让我们成了匆匆过客。如果我奶奶家的老牛还没有死,它一定满脸泪痕,它在那里反刍往事?小河还有水,没有鱼,也是啊,混凝土的河道让它们无处藏身,也无草可食。
今年回家看到剑波家园子里的杏树上结满了果子,金黄金黄,在阳光里格外诱人,我想踮起脚尖看看墙里那棵李子是不是也熟了,那曾想站在墙边,墙已不及腰高了,墙也老了。噢,童年啊,就像这杏一样,还末入口,牙就酸了!
村道里装满了路灯,一到晚上,村子里的角角落落都有一束幽幽的灯光,等着归家的人,只是那些漂泊的人已无家可归,灯只照着灯,它们也怕孤独啊,月亮上来了它们就暗了,那月亮里有多少思念,月光就有多清凉。这会玩藏猫猫,该多好啊,不会因为怕黑不敢远行,可又怕像现在的我们一去不返。那是孩子们玩的游戏,可哪里有孩子?狗和猫有,但它们不需要灯,最好让我们的孩子去玩,可又一想,他们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会在黑夜里喊着一起回家呢。
村校的操场也用水泥硬化了,安了新的篮球架,去年过年组织的篮球比赛听说只打了一场就结束了,邀请了十几个村,没有一个村来参加比赛,队长们在群里叫苦连天,五个人都凑不齐,从市区赶回家过年的队员大年初二就返回了市区,我的一个发小说,现在过年村子里最热闹的是广场舞,还有大年初一的车展。
那几年我大概每年过年还是回家的,大年三十的晚上,约上一帮兄弟,等电视里午夜的钟声一响,抬着鼓,狠劲地敲,到村里的巷道里溜达,那鼓声一直能响到凌晨。那几年龙军、虎娃、老兔在新疆总会打来电话要听一听这鼓声,他们说听一听鼓声就算是回家了。去年过年,我没有回家,午夜的钟声响了,突然很想听一听鼓声,我拿起手机,才发现他们都在他乡,那个夜里那鼓声在梦里一直响,一直响。
2018年我随着采风团从山后头过二萝湾、三萝湾、大萝湾再到烟囱眼溜子,一路上那野苜蓿比人还高,酸刺淹没了小道,松树长满了沟沟垴垴,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蓝天、白云、畜群、麦田、小伙伴....那些和麦籽一起种下的岁月,已经被埋在了这荒山里,面目全非,无人问津。到底是谁抛弃了谁?追究还是遗忘?也许只有逃脱才能彼此成全。
在老家的后屋还放着一个爆米花的机器,那是父亲求生计的工具,一辆自行车,一个爆米花机器,十里八乡他都去过。来爆米花的人拿一个盆,里面是玉米或大米或大豆,后面跟着的小孩子手里提一个篮子,里面是玉米棒、干柴火、木头墩,用来烧火。父亲一手摇爆米花机器,一手摇吹风机,那火就呼呼地往天上窜,压力表也嗖嗖地往上窜,砰砰的声音从早晨一直响到晚上,一个村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回家的时候口袋里都是一毛二毛的零钱,我和妹妹就裹着被子一张一张地数。那年,有个收废铁的人到村里叫买,母亲要买爆米花机器,父亲说别卖了,留个念想。去年,我在屋角看见它黑黑的一团埋在尘土里,现在哪个村也没有能烧热它的火了,我感谢它让我们家有过一段不那么拘束的日子,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遗忘了它。遗忘,只是它上面的那层土,风一吹,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
母亲说谁谁家的人在外地工作,今年回家开始收拾房子,几十年没见的人都见到了,你也要把房子趁早收拾了,老了好有个归宿。上次回家碰到了好几个人不认识,母亲说,他就是谁谁谁,他走的时候你还小,不记得的。我就想,等我老了回去,谁还会认得我呢,这村子还是村子吗?老了和一群互不认识的人安度晚年,怎么想,都是一件可悲的事。
前几天父亲回家拍了一张照片给母亲,母亲拿着手机给我说,你看我家脚地都长出绿毛了,这样下去,房子都会塌的。这让我想起石头家的那个巷道,因为二爸家曾在那个巷道里住过,又和我家只隔了一个院子的距离,所以经常去,那个巷道原来住着五家人,不太宽的巷道很是热闹,自从几家人陆续的搬走,不几年房子倒的倒,塌的塌竟然一片荒凉景象。我说石头家的房子现在是巷道的门面,他隔三差五回去还是给空屋子给了一个盼头。老人说屋子里要有人气,人气就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你给我遮风挡雨,我为你舔砖补瓦,日子一久,这种关系就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割舍就有了痛苦。你也许在走的时候给房子说:“等我,我会回来的。”日子一漫长,比如五年、十年,再长情的等待也敌不过岁月的摧残,它们的毁灭,大抵也是因为期望太高,而现实太清凉吧!
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有人在群里提议聚会,不一会在外地务工的几个兄弟发了几张他们那边夜晚的照片,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什么时候我们连直视月亮的勇气都没有了?生活窘迫,触景生情是一种奢望,思乡如吸烟,大多的眼泪并不是烟呛的。
麦场中央有一个碌碡,大半截已埋在土里,它会发牙吗?如果可以,这几堆胡麻秆,几垛麦草也能发牙,这么多年了,它们的子子孙孙早就收复了祖祖爷爷失去的城池了,可惜碌碡没有根,胡麻和麦子也没有子孙。这些死去的,不能灰飞烟灭的眼睛啊,是在指控吗?
我还在山水新城住的时候,河滩边有一些空地,长着狗尾巴草和一些杂草,沙子,石砾也不少,母亲和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开挖了几步见方的地块,想种一些蔬菜,补贴家用。我记得母亲栽了几行葱、几行韭菜,还种了一些油菜,那葱长得很是旺盛,有几家人搭的刀豆架上紫色的花都开了。有一天清晨,一辆挖机就开进了菜地,几分钟的时间,那一片一片的菜地就夷为平地。母亲说为什么要铲了呢,闲着也是闲着,她不知道天水城的土地有多么珍贵,大半辈子兜里最多的钱没有超过千元,她不知道千万和亿是多少。曾有几个乡亲过去和指挥铲地的人理论,那人说:“这么爱种地,回家种去,跑这里干嘛!”,这人真损。
去年,亲房家的一个老人去世了,我和堂弟从市区赶回家帮忙,记得刚下过雪,很冷。烧纸招待人的一天,我负责端盘子,上一次还是爷爷去世的时候端过,有一些规则也早忘记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什么原因,一个桌子上的菜上齐了,没有放筷子,同村的一个人说:“这些城里来的,啥都不会干。”我们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谁能说得清呢!把身留在村里的和把心留在村里的那个才是乡里人呢?我见过为了进城抛子离亲的,也见过住在城里隔三差五就往回跑的,大抵乡愁也是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什么“城里人”“乡里人”,不过都是把家扛在肩上,在世间讨得一份心安罢了。
有一次去看奶奶,她掰着手指给我算村子里和她年仿的人,掰着掰着手指蜷在一起就没有再伸直,她愣了半天,阳光斜斜地从窗口照在她的脸上,皱纹里藏着惆怅。
今年旭飞的新房子盖起来了,出檐锁子厅,还预留了盖二楼的圈梁和柱子接头,我为他高兴,虽然他也已远走他乡,我相信他会回去的,未来可期。我们应该感谢和他一样坚守在家乡,建设小家的他们,其实是他们让我们回到的家,不至于全是荒芜。
今年清明的前几天下了一场水雪,去梨树弯的路上全是泥水,跌跌撞撞到祖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三爸和四爸带了炒鸡蛋,于是大家盘腿坐在地上边吃边聊天,三爸说还有人上坟带着酒呢。我想,祖先们如果有灵,他们会为自己促成后辈的一次团聚而高兴吧!这酒应该喝到一醉方休才是。
今年母亲种了大约一亩的麦子,等我匆匆忙忙从市区赶回家的时候,三爸,二婆已经帮母亲把麦子收割完了,三爸因为腿病走路也已困难,他拖着病腿一次次用电三轮拉麦子,二婆已经八十岁了,一簸箕一簸箕颤巍巍地往袋子里装麦子,母亲腿疼已半年多,一袋麦子她已经拿不动了,总是要分几小半袋才能拿动。恰巧遇到养了百十头羊的堂哥,他说你不回来真不行,村子里没有几个年轻人,留下的都有自己的事忙,谁都脱不开身帮忙。我责备过母亲,我说这样不值,一袋面多少钱,如果你累倒了,那样是哪样?母亲说:"我要为自己挣口粮"。
每个人都有放不下的执念,哪有对错,取舍不同而已。
有次回家,老雷家奶奶隔着小河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在河这边大声喊着问她:"婆,好的呢没!”她不回答,只是微笑着向我招手,我过河来到她身边,她轻轻地给我说:“到家游走。"这就是家乡,每个家都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