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道无车舟，万巷空寂。然，外狼亦动，垂涎而候，华夏腹背芒刺。幸龙魂不死，风雨而立！医无私，警无畏，民齐心。政者，医者，兵者，扛鼎逆行勇战矣！商家，名家，百姓，邻邦献物捐资，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能者竭力，万民同心。月余，疫除，终胜。此后百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摘自网络，不知出处。

        2020年初，一场罕见的灾难席卷了全球各地，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医院病人人满为患。新冠病毒犹如饥肠辘辘的洪水猛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人们的生命，病毒的传播力犹如野火蔓延，稍不注意就会引火上身，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

        此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可谓史无前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疫情？面对生死存亡的大事，究竟何种制度更具优越性？所谓的自由民主在文明的延续和生命面前究竟孰轻孰重？各国学者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我始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世界各国面对新冠肺炎公开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治愈人数等一系列数据和面对疫情的行动来看，中国的优异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向世界递交了一份完美答卷的同时，也向其它很多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者，在这次疫情面前展现了一个大国该有的担当。这其中，少不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

          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自1月23日武汉封城那一刻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大到国家各大企业和各类机构，小到商铺和家家户户，大到耄耋老人，小到三岁孩提，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上下一心、众志成城，迅速进入全国“一盘棋”的战时姿态，全国群众自发在家隔离，坚持在疫情解除前不出门、不聚集、戴口罩。目前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

        回顾近年历史，中国能够冷静应对98年特大洪水、03年“非典”、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这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呢？反观某些西方国家“抄作业”，结果非但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引来群众集体上街游行，大肆呼吁“要自由、不要封城。”

        过去几十年，不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始终有很多人认为，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才是更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组织动员能力方面，远远领先于西方模式，而且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其实早就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我担任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其中六年级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率领民众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感动了每一个国人，花费了整整十三年时间，最终终于获得了成功。

        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远在四千多年前的中国，执政者就已经是抗击灾害的第一责任人，这种文化从三皇五帝时期一代代传承下来，就成了我们骨子里的民族记忆，成为了炎黄子孙的一种共识。

        五千年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其实我们都是中国模式下的受益者。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那些人保护得很好。”是啊！中国从来不缺勇敢的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通过此次抗击疫情阻击战，我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制度的活力也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张维为教授说：“这是一次开放式的、体验式的关于制度自信的公开课。”是时候重新审视中国制度了，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这次疫情中，对比其他各国对于人民的生命对于民族的延续的种种作为，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拥有这样的党和政府而感到骄傲，我也应该从实践中树立四个自信，成为一个自信的中国人。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面对当地四百年来最大的洪灾时，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田福军对女儿田晓霞说：“这个城市没有放弃希望，对生的希望，所以它不仅仅只依赖外援，它在与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它知道省城在关心着它、北京在关心着它、全国人民在关心着它。它的身后有十亿人民做它坚强的后盾。它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常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