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虏饥餐誓不辞，饮将鲜血带胭脂。凯歌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赛时。”
初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愤慨堂堂大国竟要以女子和亲来换取一朝安稳的时候，多多少少看不惯泱泱大国传言人才济济，却是无人为国征战沙场无奈，有这样的心态，便对那些为国为民的英勇女子多了崇拜与不可言说的敬意。
古往今来，巾帼英雄不少，家喻户晓的花木兰、铁骨铮铮的穆桂英、耳熟能详的梁红玉以及英气逼人的秦良玉与冯宛贞。而我却独独放不下对于“竞雄女侠”秋瑾的那份执着，许是被那张拿着匕首目光坚定的照片吸引，许是对她行刑的人自觉惭愧而自杀的传言所震撼，不论如何，提起巾帼，大抵是断断忘不了她了。
1875年，秋瑾，悄悄的降临在这动荡的世界。许是天意恩宠，秋瑾的生活条件极为优越，衣食无忧，又是世代为官的书香世家，所给予的教育都是当时一般人所不可及的。如若她只是一个寻常的女子，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定是天真烂漫，日后许得门当户对的人家，相濡以沫，便安稳的了此一生，无牵无挂。可惜，她的性格注定了她这一生并不会如此平凡，何谈了无牵挂。
父母给她起的字为璿卿，诗意而美好，而她却自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注定要与那世间的种种争高下。幼年她随兄长读书家塾，喜好文史，会作诗词。15岁时，别家女子在学缝补浆洗，而她却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与男儿无异。她少年时热情而倔强，最钦佩的是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丛生。秋瑾她救国情切，愤然赋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热切希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成战士的盔甲，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身其身乎?”这一切的一切也冥冥中暗示了她只能孤生一人，匡扶大义，在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上踽踽独行。
作为一个女子，她也曾惆怅百绪、无可奈何，她曾在《去常德州中感赋》 这样写道“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大抵一个人为信仰所牺牲所奉献身旁却无人作陪也是无比孤独的。 然而志在远方，她也不会因此而长期郁郁寡欢，于是有了《秋海棠 》中的“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这样的肆意抒怀，才显得她无比的真实，有血有肉。
1904年，她毅然决然的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离开了丈夫王延钧和女儿，离开了腐朽的家族，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只为那心中不灭的信仰。在日本，秋瑾积极地投入了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斗争，她引导学生与日本的不法势力作斗争，永远的站在风暴的最前端。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学，组织“共爱会”，自己任会长，积极的为妇女的权益作斗争。也正是在日本，形势复杂的环境里拍摄了那张拿着匕首的照片，而这张照片也成为了她的经典形象。彼时，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不得已只能愤然回国。
1906年，她加入了光复会并在在上海设立了革命机关，主持《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同年，她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民国时候，多多少少对女子有些偏见，而她毅然收留了那些无出可去的女子，组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娘子军。
1907年，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她在浙江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泄露，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同志们劝她暂避一时，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下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
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于是有了狱中被夹断手指也不愿招供同党，独留“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在这混沌的世间愁煞旁人。凌晨，年仅32岁的她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至此，波澜壮阔的一生无言而终。
一个人的江湖，道阻且长。
这个女子，当真不寻常，一个人走完了她心中的大义。倘若时间再往前推一点，她不在民国而生于古代，应是仗剑走天涯的红衣侠女，除暴安良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