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启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那时的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五六岁了，仍光着屁股村前屋后地跑，野气十足。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给扯一身新衣服，缝一个花布书包，再斜背着一块用坏了的瓦盆底做的“写字板”，便像模像样地从各自的土院里走出来，后背上盯着父母殷殷的厚望，到村前那所破旧的小学校上学，从此便是一名小学生了。
那时，吴老师便穿着他那身洗去了原色的中山装（毎年只有这个时刻，他才穿这身衣服），站在小学校门口，像过节一样，满脸含笑，迎接他的又一茬学生。进来一个，他摸一下头，叫一声小名：“铁蛋、石头……”几十年来，无一例外。
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我走进了这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很庄重也很害怕。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我个子矮，坐在最前排。一开始，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我很认真地听，张着大口读“天一地一人”。可是，这种新鲜感持续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开始讨厌这种鸟笼一样的生活，我懊丧我的自由自在的日子没有了。透过小学校低矮的窗户，看到没上学的孩子在场院里捕蜻蜓，在小河里戏水，我如坐针毡，心猿意马。
终于，我逃学了。无论母亲怎样苦ロ婆心地劝说，买糖块哄我，我坚决不去；气得血气方刚的父亲给了我一耳光，骂我是没出息的东西。我便在地上打滚、发赖。母亲的心便软了。逃学的那几天，吴老师来过我家几次，但都扑了个空，我早已闻风而逃。终于，在一个酣睡的早晨，我被吴老师堵在我家的土坑上。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的是吴老师那威严的目光。他拍了一下我脏乎乎的肚皮，对我软硬兼施：如果我今天跟他去学校，就让我当小组长；否则，就让民兵连长把我绑去。我当然很明智地选择了前者，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拿起一块熟地瓜，极不情愿地跟在吴老师身后。我又上学了，并且从此成绩一直不错，直至上完中学、大学，进人社会这个大学堂。
当我们再一次谈及童年时的这次闹剧，已是二十年后的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从省城回家探亲，在故乡空旷辽远的秋天的原野，我遇到了吴老师。吴老师正在犁地，瘦弱的腰弯成了弓。他已经老了，脸上纵横了许多皱纹，头发也已花白，唯有那双眼睛仍像年轻时那样有神。虽然我西装革履，身体也已发福，但吴老师一眼便认出了我。他很激动，紧握着我的那双劳动的大手不住地颤抖。我们紧靠着坐在新翻的土地上，抽着我带的“红塔山”，热烈地谈着。提到小时候逃学的事，我们差点笑出了眼泪。我问起吴老师现在的生活情况，他告诉我，一边教书，一边种着5亩地，上有老，下有小，一年四季忙得团团转，也仅仅只能维持生计。
听着吴老师那平缓的诉说，我感到背上有汗在流。可是，吴老师却非常地满足。他又自豪地告诉我，已有20多名学生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考学到了外面的世界。每年的教师节，他能收到来自各地的许许多多的贺卡、书信。每一封他都好好地珍藏着，视为财富。我可钦可敬的吴老师啊，他一生燃烧自己，别无他求，那一张张薄薄的贺卡已使他非常地满足了。站在吴老师面前，我感到脚下的土地在抖动。
太阳人山，暮色漫上来了。此时，大地又暄闹起来。吴老师收起犁具，扛在肩上，牵着他那头老黄牛，汇入了下地的人流中。
明天一大早，他还要到小学校给村里的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