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一下几位主角。

杨振宁，大众熟知这位科学家主要是2004年，他以82岁高龄娶了28岁的翁帆，搞晕中国13亿人。杨振宁本人是安徽合肥人，1922年生，16岁考入西南联大，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吴大猷（中国物理学之父）；1945年获得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3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他与李政道就是在芝加哥大学相识。杨振宁先后任芝加哥大学的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授和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叫杜致礼，是国民党军官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在西南联大附中上高中时，杨振宁是她的高中数学老师。后来杜致礼前往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美国著名的女子学校，也是宋庆龄、宋美龄的母校）学英文文学，之后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再邂逅，1年后结婚。2003年去世。

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苏州人，生于上海。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随后转入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算发展原子弹，于是选拔人才赴美国留学，1946年李政道被选中，经吴大猷教授推荐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杨振宁接到吴大猷的通知，负责接待李政道，两人由此相识。毕业后李政道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李政道的夫人秦慧君并不是很出名，公开的资料很少，两人是在美国相识，相守一生。1996年身患肺癌去世。

季承，季羡林之子，《李政道传》的作者，是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的主要信息提供者（此人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公开与父亲季羡林不和，并说出了“一个天才的存在，对社会是一个财富，对家庭可能是一个灾难”。

总体上说，杨振宁是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的师兄，交往渐密。后来李政道在加州大学过的不开心（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反华情绪严重），在普林斯顿的杨振宁找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向李政道发出了邀请。两人第一篇合作的论文就是在普林斯顿完成，当时受到了爱因斯坦的重视，还受邀见面。

但是他们的第一次纠纷也发生在普林斯顿，原因是他们合写的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当时一共两篇论文，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为：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根据《李政道传》所述：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但也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而根据杨振宁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署名的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之后一段时间两人并无合作，后来李政道去往哥伦比亚大学，3年后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一次偶然的事件让他们恢复了合作：杨振宁期间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杨振宁去哥大看望李正道时，李政道对这篇文章的出发点表示了怀疑，经过激烈的讨论，杨振宁同意了李政道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在前），发表了论文。此后的7、8年，二人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堪称学术界合作的典范！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 - 守称不守恒的发现，就产生在这个时期（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但是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据《李政道传》记载，这一伟大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1956年，杨振宁开车从纽约的长岛到哥大看李政道，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守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与杨振宁。据《李政道传》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一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答应。这是一个插曲。而不久后刊登在美国《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守称问题侧记》才是两人纠纷的高潮。

这篇文章是技术杨李合作发现守称不守恒的故事。当时他们收到出版社的文章校样，李政道没做什么修改，但是杨振宁却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李政道》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

两人之间的恩怨，其影响已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两人持有不同的立场。李政道主张件高能加速器、重视基础科学，床笠特殊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而杨振宁主张搞应用科学，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经费。

最后，本文暂不做任何评论，当然，有人认为他们的分歧是科学史的问题，是非曲直应由科学史家来研究。

“他们发现了黄金帝国的宝库，他们的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