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觉得，苏轼的坎坷人生，或许80%以上是自己做的，这里举三个例子：
1.“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知道写这句话的苏轼，干了什么事吗？
北宋时期王辟之 的《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里，是这样记载的：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简而言之，苏东坡当杭州副市长的时候，由于新的市长还没上任，所以他暂时代理市长的职务。
这时有一个年老的妓女想请苏东坡批准她从良，苏东坡同意了，并写上了“虽然我只是暂时代理，但我还是有这个权力批准你的请求；你是个九尾野狐，是否想要从良当然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这里的“五日京兆”，也有一个典故——《汉书·张敞传》：“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
所谓“五日京兆”，意思是任职时间很短，所以不做长远打算。
至于“九尾野狐”，又是什么典故呢？
其实，是与这名妓女本身有关。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八：“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
这名妓女有一个绰号，就叫做“九尾野狐”。
一名姓周的年轻漂亮的妓女听说这件事后，也想从良，于是请求苏轼同意。
但苏轼却没有批准，并写了另一个充满典故的判词。
“周南之化”，是指《诗经》里的《周南》这一篇，由于内容为表达女子的贤淑，所以后世用来形容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中的妇女美德。
“冀北之群”，出自唐·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从河北路过，就把当地所有的良马全部挑走了，意即优秀人才被招揽一空。
换言之，苏轼觉得对方从贱籍离开，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就写了上面那一句判词，大意是“你想从良，这想法虽然很好；但是你这一走实在可惜，所以我不能允许”。
有人说封建社会，这属于正常情况，不能苛责苏轼。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同样是妓女，一个就允许从良，另一个就不允许？
说白了，还是“双重标准”，不把第二位漂亮年轻的妓女扔在火坑里等到年老色衰，苏轼是不会放人的。
苏东坡先生抬抬笔，就这么断送了一个妓女脱离苦海的希望。
2.“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苏轼写的这话，看着好像没问题？
然而，这话是跟他的至交好友章惇说的，章惇是他的父亲章俞与章俞的岳母偷情所生，刚生出来时差点因为怕事情败露等原因被溺婴。
后来，章惇官至宋朝宰相。
这句话，出自苏轼写给章惇的诗。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
（北宋）苏轼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就为这样的朋友，章惇还曾不惜与当时的当朝宰相王硅翻脸，只为了捞出“乌台诗案”中差点被判死刑的苏轼，直到最终他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才与苏轼断交。
但别忘了，“乌台诗案”那会儿，章惇和苏轼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分属对立的两个政治阵营。
所以拿政治打压来解释章惇后来贬斥苏轼到南方，其实是对章惇这位北宋宰相的非常不公平的看法。
3.“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说到乌台诗案，这个事情的主导者之一御史中丞李定，曾经在一次重要的升官中，被政敌苏轼写了首诗，诗作的标题就是上面这一句——“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这句话，是用来恶心李定，说他母亲去世都没有守孝，以至于李定那一次升官失败。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
（北宋）苏轼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
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
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
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
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乍一看，这首诗跟李定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在赞扬一个名叫朱寿昌的孝子。
然而，苏轼写这首诗，包含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身为新党成员的李定正在被人攻击“不孝”，一时间北宋的新党和旧党纷纷上书，前者保护李定，后者攻击李定。
而此时身为旧党成员的苏轼，自然不甘示弱，于是写了这么一首诗，故意嘲讽李定。
挡了别人的仕途，还让别人背上“不孝”的名声，后者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严重的指责。
如此看来，说李定对苏轼是深仇大恨，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然而实际上，李定的母亲是改嫁后生下李定，李定当时并不确定其母是否是生母，即使如此，在母亲去世后他还是以“侍奉长辈”的名义去守了足足三年“心丧”。
另外，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李定的母亲仇氏改嫁前，生下了苏轼的好友佛印，改嫁后又生下了高官李定，以及汴京城有名的妓女蔡奴。
仇氏这个母亲也真是可以，三个子女都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
苏轼一边跟李定同母异父的哥哥佛印交好，一边又嘲讽恶心李定，像这样微妙的情况，也不知道他本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好了，说到这里你就知道，这哥们为什么当时的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了，说白了就是一张嘴没个把门，不停的“叭叭叭”，所有能说不能说的话，全让他一个人说了。
到了颠沛流离的晚年，根据文风我们才可以看出苏轼有那么一点点悔悟，以及苏轼最终说他不恨章惇将其贬斥，笔者想来，大概也是他自己知道当年他本人做的有多过分了。
不过，人已经作古了，我们就鞭尸到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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